【毛岸英妻子改嫁】毛岸英的两任妻子 毛岸英妻子改嫁后的生活(3)
刘思齐，1930年出生于湖北，毛岸英的妻子，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刘思齐与毛岸英的婚姻生活虽然不长，但他们两家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刘思齐与毛岸英喜结连理，她的同母异父妹妹邵华与毛岸青后来也组建了家庭。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泽东身边。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同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刘思齐简介
刘松林(即刘思齐)毛岸英烈士生前的妻子。1930年出生于湖北，刘思齐与毛岸英的婚姻生活虽然不长，但他们两家却有着深厚的渊源。毛岸英牺牲后，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去苏联留学。
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刘思齐与毛岸英喜结连理，刘思齐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后来也组建了家庭。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4日上午，毛岸英不幸牺牲。同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去朝鲜前线。但是毛岸英对刘思齐说的却只是去执行任务。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岸英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可是自始至终，刘思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三年后，她才知道毛岸英当时出差去的地方是朝鲜，而岸英已经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毛岸英妻子刘思齐再婚生活
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下，刘松林终于从失去毛岸英(即刘思齐)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被分配到军委工程兵某部门工作。刘松林(即刘思齐)年岁渐长，毛泽东很替她操心，多次劝她再婚，也曾多方托人为她物色对象。
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将军向毛泽东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副师级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为人忠厚正派，并把有关材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材料很高兴，认为此人的出身、经历确实不错，政治上也很可靠，就同意了。
于是，毛泽东便写信给刘松林(即刘思齐)，催她结婚。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亲家母张文秋，说：我托人给思齐介绍了一个朋友。我看此人不错，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如你认为满意，可介绍思齐见面，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感情。如两人感情成熟，委托你为他们举行婚礼。
其实，刘松林(即刘思齐)对杨茂之并不陌生。1954年，杨茂之和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一起前往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他们当然也属留学生。在一次中国留苏学生的集会上，刘松林(即刘思齐)见过杨茂之，只是当时没有说话，以后也没有交往。
经毛泽东牵线，刘松林(即刘思齐)和杨茂之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便于1962年2月中旬正式结婚，婚礼在缎库胡同举行。结婚之前，即1961年12月31日，刘松林(即刘思齐)去中南海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亲笔将自己的两首诗词———《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书写给刘松林(即刘思齐)以作纪念。结婚那天，毛泽东又让叶子龙送去300元钱，作为陪嫁的礼金。
刘松林(即刘思齐)和杨茂之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养育了4个子女，皆学有所成。
毛泽东三番五次催促儿媳刘思齐改嫁，下面是毛泽东给刘思齐的信。
女儿：你好!
哪有忘记的道理?隔久了，疑心就生了，是不是?脑痛要注意，是学习太多的原因。
还有就是要结婚，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些女孩子们的通病。
是不是呢?信到回一信给我为盼!问好。
毛泽东给刘思齐的信中，充满了伟大父亲的慈爱。在毛泽东的一再关心和催促下，刘思齐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初同空军航空学院教员、她在苏联留学时的学友杨茂之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毛泽东了却了作为父辈的一桩心事，高兴之余风趣地对刘思齐说：“以后不要疏远父子之情哟，你不是我的儿媳妇，还是我的女儿嘛!”婚后，从平凡归于平凡的刘思齐改名为刘松林，像告别她的青春一样，去掉了“思齐”。
每逢节假日，刘松林和杨茂之都带着孩子来到中南海，毛泽东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孩子们喊叫爷爷的一声欢笑，干女儿孝敬老人的一腔热情，抚慰着毛泽东心灵的创伤，使他对唐代大文学家李白的《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一诗又增添了新的感慨，于是他手书四句送给刘思齐：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去朝鲜前线。但是毛岸英对刘思齐说的却只是去执行任务。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岸英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可是自始至终，刘思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三年后，她才知道毛岸英当时出差去的地方是朝鲜，而岸英已经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后来刘松林请示毛岸英遗体如何处理，毛主席写的电文稿中引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的诗句，表明了他胸怀天下，不徇私情的对儿子遗体的处理意见。
毛岸英牺牲后，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去苏联留学。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1961年秋天，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某部从事翻译工作。1962年2月，刘思齐与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结婚，生有两子两女，其中长子叫杨小英，是为怀念毛岸英起名的。后来，经过“文革”的曲折坎坷，刘思齐被分配到军科院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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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林失去了保护,也失去了主意,在北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南海进不去了,江青早已下令将她与主席的联系隔断。她写信给杨茂之,问怎么办。头脑简单的杨茂之回信道:“你带着孩子上我这里来吧!”
刘松林别无他法,只得拖着一儿一女,带着将降生的老三,比歌词里唱的“胖大嫂回娘家”还狼狈,去到了江苏盐城,去到了杨茂之身边。
空四军早已没有了刘松林的容身之地。
一次,空军学院来了几个人,带了几只广柑,说是北京的林立果副部长亲自送给部队的。
这时的林立果已成了空四军的太上皇,因此这几个广柑,自然成了“圣物”。
宣传科长说道:“刘松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用药水泡起来,外面再扎上红丝带。”
刘松林早就在心里将这个林立果同毛岸英作了比较,也把主席对岸英的教育和林彪对林立果的态度作了比较,觉得这个林副部长实在太张狂、霸道了。
“送几个破广柑,买人心,如此而已。”她虽然不敢将看法说出来,行动上已有了简慢之意。她说道:“司机同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去,我就不去了!”
早想寻找岔子的人这下总算找到了一点“罪证”。
某领导在党委会上不点名地却又十分气愤地说道:“今天,有人对林副部长不忠。林副部长派人专程为我们送来广柑,这是对空四军的极大关怀。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有人只让司机带到门诊部了事——”
下班回到家中,身为副师长的杨茂之对刘松林说道:“今天出事了,林立果送来的几个柑子,不知是谁只叫司机带到门诊部去。
”
刘松林接话道:“是我。我让司机带的。”
“哎呀,是你干的!
”
杨茂之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岳母是“叛徒”的问题,材料也早已转来了部队,他懂得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从事。可哪里知道,这个一向小心翼翼的人,竟会表现出最大的不慎重,以致让人抓住了他“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 江青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已成为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空四军有人多次做老杨工作,要他“认清形势”。他听得不耐烦了,就把自己老婆枕头边告诉他的悄悄话卖了出去:“不会的,她不会接班!主席说过她不行!”
这在那时,当然是件大逆不道的事。
那些本来就看风使舵,怀着个人小心眼的领导,在1971年,林彪摔死后立即将这些话报告了上去。为此,杨茂之与刘松林同时被送到上海,关进了监狱。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监狱,只听人说,前一段这里关过电影演员赵丹和秦怡。
她与老杨是分别关押。在她的囚室里,还有两个专门看她的女人,连站起身来,都必须经过她们的批准。窗户是全部用报纸糊住的,不分白天黑夜,都点着100瓦的大灯泡。手表不让带,睡觉时被子不许全盖上,只准盖到腋下——怕她自杀。而门外,看守的士兵故意穿着硬底的大皮鞋来回地走,那每一步都象踩在她的心上。她还经常被提审,有时候是王洪文亲自出马。因为老实巴交的杨茂之已无意讲出来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听自邵华和松林,所以王洪文拍着桌子大骂:“你敢诬蔑江青,就是诬蔑毛主席,你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她刚生小四不久,生活压力又这么大,身体十分虚弱。
吃不好,睡不着,精神和肉体都受折磨,人很快消瘦了一圈。她现在的两手风湿,就是那时得的,没有满月就逼着用凉水洗脸洗衣服,使所有小关节全部红肿,落下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毛病。
她提出要给母亲写信,获得批准。可当她铺开信纸时,眼泪一串串地流,将信纸全打湿了。
——杨开慧带着毛岸英蹲监狱,我母亲又带着小小年纪的我蹲监狱,而现在,我竟然又和丈夫一起被送进来蹲监狱。这可是三个不同的时代呀!为什么历史转了几个圈子,又返回了原地呢?
她把这种想法如实倾诉在信纸上:“我小时候坐国民党的监狱,想不到现在又坐了监狱。”谁知这封信不但未到母亲手中,还被他们拆了。提审她的人大骂:“他妈的,你竟敢把我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
4个月过去了,她实在受不了,又看不到希望,于是心生一计,给毛主席写信,指名要通过王洪文转,看他到底敢不敢转。果然,王洪文没有胆量扣押这封信,这信终于被主席收到了。
她被放出来了。但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仍在王洪文“监护”之下,只不过从监狱进了“批林学习班”,不提审了,却要她没完没了地写揭发材料。她火了,质问学习班的组长,“你去问一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组长说了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关于你的材料一个字也没有。”
母亲给她来信,说你如果身体不好,可以申请到北京来看病,保外就医也行,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暗示,母亲在教给她解脱的办法。她立即打报告,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去北京就医。在叶帅的关怀下,她“荣幸”地获得了批准,于是收拾包袱,一飞快逃离了魔窟。
在北京看了半年病,休养了半年,她提出再也不回空四军去。她想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当个普通工人也行。可是,到哪里去呢?有人说帮她活动到总政治部来,她一想不行,张春桥的弟弟在总政,这依然是“四人帮”的地盘。没有办法,她只得去找叶帅。经叶帅努力,她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