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回忆粉碎“四人帮”:只有自己说少了4个沙发

吴桂贤说,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没读过书,进工厂以后,参加夜校学习,第一课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这四节课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次年,由于工作出色,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她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吴桂贤把在"赵梦桃小组"工作看成至高无上的荣誉。工厂要求工人提前15分钟到岗准备接班,但吴桂贤每次都提前45分钟就开始准备。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脸,把辫子往帽子里一盘,急匆匆就往车间跑。红灯一亮,吴桂贤准时开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练技术。吴桂贤说:"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为了不影响工作,吴桂贤从没休过假。上世纪60年代,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部队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涛,两人谈了6年恋爱,到吴桂贤31岁时才结婚。"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6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王振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连结婚时,吴桂贤都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只能让王振涛一个人去。她写了一张条子:"我同意和王振涛同志结婚——吴桂贤。"王振涛拿着条子到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吓了一跳,说:"这是结婚啊,本人怎么能不到场呢!"王振涛找西北国棉一厂革委会到办事处说明情况,才领到了结婚证。

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1964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激动得流泪了,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吴桂贤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1966年,吴桂贤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这年9月,"赵梦桃小组"的工会组长带了6个人,要去"支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吴桂贤拉不住她们,就一个人管了8台车床。她还动员别的姐妹们不能停工停产。"造反也不能生产啊。我们都造反了,你们穿什么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吗?"吴桂贤说。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她还不知道,中央首长的点将,很快就要点到她的头上。

"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几年前,吴桂贤去看望上世纪70年代曾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黄经耀,黄经耀告诉她,当时不是陕西省委将她推荐到中央,而是周恩来亲自点名。据说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黄经耀说,当时他们是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