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宣传不是教育 再论宣传不是教育 潘光旦
上一篇文字发表了一星期之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很快的来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教育家的大责重任》①。从表面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实际上却是针对着我的一个答复。 不过《中央日报》的社论虽则切心于答复我的文字以及近来教育界所发表的一切类似的议论,实际上它又没有能真正的答复。
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它只引了孔子、孟子、以及中山先生的说法作法,认为这就是宣传即教育的论证。
在一向承认或误会宣传就是教育的人,这种的论证无疑的是足够了。别的姑且不论,关于孔子,《论语·阳货》篇里有一段话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我们很多人相信,若说孔子是一个宣传家,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话,就不能没有怀疑。
不过我向不喜欢作辩论的文字,这第二篇里的话也决不在和任何人辩难。
前文说宣传不是教育,意有未尽,愿再就近时教育的实际情形加以申说。 前篇说过,教育一向有两种方式与意义,一是灌输,一是启发,而近代教育学者的见解,则以为唯有着重启发的意义而力行启发的方式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否则便是宣传。
启发的原则原是从生物经验中得来的,自近代生物学的昌明,而这个原则的价值更见得彰明较著。从此我们知道教育,就本人说,就是生长,就是发展,就是功能的协调的分化。就从事教育的人说,就是培植,就是诱掖,就是启发,也就只应限于培植、诱掖、启发而止。
一个人种一棵花,他所应尽的人事,也就是所能尽的人事,是看水分足不足,阳光够不够,肥料充分不充分,有没有侵蚀它的病害虫害,至于这花长什么式样的叶子,开什么颜色的花朵,结什么香味的果实,他管得着么?他管不着。
硬要管的话,他也就是孟子所称的一个揠苗助长的愚人。 根据上文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承认,旧日的所谓教育,大部分不是启发式的教育,而是灌输式的宣传。
上自经书的诵习,下至《圣谕广训》的听受,一个人自小至老所接受的几于全部是宣传;至于其间究竟有没有教育的成分,有多少成分,则一方面要看一个人自身聪明的程度,意志力的大小,与夫接受暗示的难易,而另一方面要看宣传家在揠苗助长的时候所下的工夫的强弱久暂了。
教育成分的大小,和一个人自身的能力成正比例,而和宣传家所下的功夫成反比例。不过世间智力特高、意志特强、不容易接受暗示的人毕竟为数不多,而个人的撑拒终究不容易胜过社会与时代的包围,所以"教育"的结果,终于造成了大批顽父的孝子、暴君的忠臣、庸夫的节妇,而找不到几个"天见其明,地见其光"的成人拰敎②敎拪。
至于乡僻之地,则有为贪污土劣所鱼肉的安分良民,易代之际,更有受猾夏蛮夷所役使的顺孙孝子,其数量更不知纪极。
这些,又何莫非以前所谓教育的重大收获?今日持宣传即教育之说的人似乎有不能不为旧时教育辩护的苦衷,试问清代的皇帝,在颁布《圣谕广训》的时候,何尝不以宣传当教育?更试问"九·一八"以来,敌人在东北的种种文化上的设施,也何尝不以宣传当教育?持宣传即教育之说的人应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则对于宣传究竟是不是教育的一个问题,就可以思过半了。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中国旧时的教育始终并没有忘记启发的原则。以前有人为了巩固政权,为了维持名教,为了收拾人心,为了挽救劫运等等,固然用过大量的宣传的功夫;但讲起真正的教育来,至少讲起教育的理论来,这启发而不灌输的原则是未尝不昭昭在人耳目的。
《易·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时候,教育便有儿童本位与儿童自动的意思。后世称初期的教育工作为启蒙工作,显而易见是托始于此。孔子自述教育方法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间就包含启发二字。
颜渊赞叹孔子的教育方法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真对弟子们宣传么?我读到了这几句话,便绝对的不能相信。《学记》是中国古时教育学说的一个总汇,也说:"君子之道,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喻字等于晓字,也是启明的意思。以宣传当教育的人只知道做些"道而牵,强而抑,开而达"的工作,甚至于专做些牵抑的功夫;把自己所认为已"达"的东西硬送给人家,硬教人家"达",并且是一模一样的"达",结果自然是"不和、不易、不思",而最伤心的是"不思"!
西洋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不思岂不是等于自我抹杀,岂不是和教育的最大目的"个性发展"恰恰相反?即如孟子,我们一面承认他是一个宣传家,但他不做宣传的时候,他始终维持他教育家的本来面目(前篇说过他的身份不止一个)。
他在《离娄》篇里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两字实在太好了。以宣传当教育的教育的大病,正坐不让受教的人有自得的机会。一样用水做比喻,从宣传方法灌输进去的水量,和用教育方法开发出来的水量相比,一则其涸可立而待,一则取之左右逢源,岂不是有极大的分别?这话恰好和《中央日报》社论里所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话针锋相对。
孟子又论贤人政治,也引前人的话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也提到"自得"的原则。
先贤持政教合一之论,近世以宣传为教育的人也未尝不主政教合一,其所主者相同,而其所以主之者则大异,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前正实施着的教育。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
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做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明争暗斗的大小局面,已经是数见不一见。学生的社团生活里,课余作物上,甚至于数仞的门墙之上,随在可以发见此种争斗的瘢痕!我们真不知道这种宣传,和因所宣传的内容不同而引起的更多的宣传,究有几许教育的意义,几许学术的价值,更有几许作育人才的功效。
唯一的效果是鼓励青年们入主出奴的情绪与行为罢了。 我们细察这种以宣传为教育的教育的内容,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新奇与卓越的地方。以言政治,则这些内容在学校课程的政治学里也未尝不讲到。
以言经济,则经济学的学程里也复不少,找不到什么特别的挂漏。所不同的,而也许正是宣传家所认为不满的,是学程之中,事实多而理论少,经验多而理想少,细节目多而大原则少,各方面平均的议论多,而单独一方面的发挥少,铺叙已往与现在的多,而悬测未来的少,教人增加批评能力的努力多,而教人兴起信仰精神的努力少。
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有一天,宣传借了政治的力量,完全把教育排挤出去,学校的环境完全变做宣传的场合,教师完全变做宣传家,这局面是无法改变的。
这种完全以宣传替代教育的试验,当代实地在做的国家也未尝没有,并且还不止一个,零星在那里做的为数更多。谁都不能禁止我们不邯郸学步,事实上我们中间想学的人也复不少,不过前途成败利钝的责任将由谁负,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相信以宣传当教育或想以宣传替代教育的人到此也不能没有一番犹豫。我们为他们着想,他们目前的地位也真困难,要把宣传完全替代教育,其亟切无从措手,既有如上述,要使宣传和学校教育并行,或把宣传的资料渗和在教育的资料里,则又似乎与一向揭橥的学术自由的宗旨相反,而学校的教师,自己既在这宗旨之下训练而来,对学生又不断的以这宗旨相诏示,对这种并行或渗和的办法,轻易也不会听命。
结果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学校教育之上,添一些额外的"教育",不幸主持这额外的"教育"的人事实上又不止一家,于是上文所说宫墙上一类的瘢痕就势所难免了。
近代有两种教育表面上虽和宣传没有关系,实际上对宣传却有"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的功用。一是偏重识字的平民教育,二是偏重专门技术的人才教育。识字所以读书,读书所以明理,向来是这样说的,不过事实并不如是其单纯。
记得有一位美国的生物学家说过一句话: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You can teach people how to read, but not what to read)。
意思说,你教人粗识之无,是很容易的,要他知道选择有价值的书本或写作品来阅读,而真正得到读书的益处,那权力却不在你,而在识字者本人的眼光,眼光怕是教不来的。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
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
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之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必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的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
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与宣传家了。美国此风最盛,做宣传家的鱼与雀的民众也最多,因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最严重。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独多关于宣传问题的研究,而对于宣传的危害认识得特别清楚,可见是不为无因的了。
我国近来宣传的发达,无疑的与识字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就宣传的立场看,这当然是一个成功,一桩进步。从教育的立场看,此种成功与进步果有几许价值,尚有待于从长论定。
专门技术的人才教育何以也会帮宣传家的忙,骤然看去是很不容易了解的。这种教育不就是理工教育么?理工教育不极重视所谓科学方法么?科学方法不教人怀疑,重实验,信证据,不轻下断语么?何以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也会做宣传家的鱼与雀呢?这解释大概是这样的。
专门教育固属重要,但专门教育必须建筑在良好的普通教育之上,才不至于发生流弊。一个人的普通教育的底子没有打好,而贸然接受一种专科的训练,他对于这一项专科,也许因为年限较长,用心较久,可以有很多的贡献。
在他的本行里面,无疑的他是一个极度谨严的人。他对于方法的运用,一定是一笔不苟。别人有新的学说或发明拿出来,他也决不轻易接受,他起初不免很诚恳的怀疑,接着总要把人家所发表的东西推敲一过,最后或许依样的实验一道,实验而信,这新学说或新发明才能算数。
不过他一出本行,一离开他的熟门熟路,这些法宝的效力就减低了,至于减低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在本行中专精的程度与夫对于别行及一般学术思想的不通的程度了。
要知他虽是一个专家,同时也还是一个人,他虽有他的专业,他不能不和别的行业发生接触,亦即不能不于本行之外有些立场,出些主意。他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能完全置身事外,默尔而息么?不能。
不但不能,他还不免特地去寻找表示立场与意见的机会。我们知道这种人的生活往往是极辛苦的,他平时的天地极小,他的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不容许他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日工完或一个问题结束之后,他不免亟于要找一个远足的去处,一个智识的假期(an intellectual holiday),而信步所至, 又很自然的会踏进人事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来。
这里,就是宣传家的机会了。专家到此,大抵拿不出什么高明的立场与意见来。
他一些海阔天空的议论,往往一大部分是有意无意之间从宣传方面拾来的牙慧。据说在美国加入第一次欧洲大战的前夕,这一类从本行里出来散步的专家特别多,同时闹的笑话也特别多,研究宣传问题的人还很不客气的举过一些例子。
归结上文,我国目前的教育是正在一个很危险的过程中,一方面旧时原有的宣传的成分既未能廓清,而新的宣传的成分又已经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我们所特别提倡的几种教育,又无形之中正在替宣传清宫除道,并且做一个有力的前驱。如何消弭这种危险,是目前教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