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岩松:严肃的不够严肃 娱乐的不够娱乐
三联生活周刊:“超女”在商业上这么成功，还是让很多做电视的人紧张的。我们现在的电视是不是太正经，太一板一眼了？
白岩松：你觉得我们的电视太正经吗？中国电视历来的问题是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宣传和意识形态，包括文艺的一些东西由过去的“有益”为标准，改变为“无害”作为最低标准。过去我们总拿有益当标准，因此任何事情都要求，必须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现在时代竞争这么激烈，大家不需要这么多教育，我们可不可以把无害当作标准，但是大家要去做有益的事。这是两回事，是最低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的标准是建立在有益上，很难，很累，很正经。你的话我反过来说，我们应该做不正经的电视，对吗？它是有懈可击的，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我们做媒体的人，毕竟跟二十多岁不一样，你要为你码的字说的话负责。
三联生活周刊:降低标准是让电视更平民化吗？
白岩松：我们过去是欠尊重，现在是太顺从。我说标准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容易变成一个阵营，赞成“超女”的和反对“超女”的各站一边，打得不亦乐乎，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对于湖南卫视和创作这台节目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媒体事件，不挣钱你让他做三年试试，不会的。如果它极度的恶俗，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你也让他做三年试试。去年，你们杂志也做过刀郎的报道，我也说过，我说我们没有资格评价刀郎，一年后两年后我们再听，满大街是不是还是他的歌。“超女”，三年后再看。所以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变，人们是在消费电视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说的“无害”？
白岩松：我不认为，社会就不需要“提升”人了，媒体的好产品和坏产品还是有区别的，让你解闷的东西跟让你解惑和解决的东西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要允许人们解闷，但是解闷的前提下能不能有解惑、解决、解气、解放的感觉？否则的话，观众就解手了嘛。可是最起码要让人解闷，所以我说要“无害”，无害的同时得有点趣味，这是最低标准，然后才能做到解闷。
三联生活周刊:12年前你刚到“东方时空”的时候，也是央视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评价一个电视产品优劣的标准是“收视率”吗？
白岩松：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今年是它的本命年。12年前，我们电视显然不是拿收视率当最大的标准，当时的标准首先是社会影响力。第二个，做电视的人认为它是不是电视，我觉得对业务的探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讨论它是不是我们期待的电视？当时做“东方时空”的人都是将压抑了很久的对电视的一种原本的看法释放了出来。孙玉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有很多人表扬我们“东方时空”如何好，我不认为;我认为我们只是做了电视原本应该做的事而已。12年前，“东方时空”的出台不是收视率推动下的结果，而是电视人终于按照电视的规律去做电视了。
三联生活周刊:“收视率”和“规律”，应该听谁的？
白岩松：全世界的统计局都是被抨击的单位，收视率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在国内现在运行的两大收视率的指标，一个是国外的尼尔森，一个是央视，看你用什么样的数据。我个人认为，它都不一定准确，其实你要把占有率和社会影响率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它才是合理的。现在都是拿单一的数据说明，都不够准确。可是准确了，你就拿它吗？反过来我要说了——在没有其他标准的时候，我依然认同收视率这个标准。当它跟人治这个标准进行选择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它，即使它有很多很多问题。我想，人治标准更是恐怖的事情，更是万恶之源。所谓民主，一定不是选择最好，但肯定也不是选择最差。我们对一个媒体的评价，去选择评价标准也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反正，“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在当时火了。
白岩松：因为“平视”这个概念被“东方时空”接受了。这说明我们的实践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大家会有直觉。比如说时间选我，选小崔，选方宏进，是一种直觉。过去都太漂亮了，声音太正经了，他反着去弄，故意去找一些广播的、报纸的，社科院的，他要添加这样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就成了那一批的进入者。他是要对当时正在运行的电视做一种反叛，这是12年前的“东方时空”，跟收视率真的没有一点关系。那时候我们不是很在乎收视率，但是收视率就真的得到了，为什么？你按规律办事的结果一定很好，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地方。我们总是用很复杂的艰深的理论去探讨很多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娱乐题材和媒体中的娱乐事件唱了主角，成功的电视娱乐节目得到了好的商业回报，是不是也是顺应了现规律呢？你刚才说“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又怎么理解？
白岩松：所以涉及到今年的电视、娱乐出现了很多争议，各种声音比较多。你说过去是不是太正经了，我非常不同意，我们还远远没达到该正经的地步，严肃的不够严肃。你们说白岩松不爱笑，我们的新闻节目太严肃。美国真正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主持人很出色，但会无形之中把自己从一个提问者转化为一个权力者来发问。主持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被采访者，考虑一下这样的权力感是否会给观众压迫呢？
白岩松：难道你想统一观众吗？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你是不是觉得所有观众都不喜欢被压迫，是不是所有观众都不喜欢严肃的正经的节目？分众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跟垄断是有关系的，但它在收视率上显示出来，是8%。我都是反着看的，这意味100个人当中有92个人不看。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的权利，然后，接着我们去想，电视是不是给各种人都提供了产品。我们从来没有资格因为最近这种产品受欢迎，就去说另外一种产品是糟糕的，这是没有民主感觉的东西。现在社会容易出现一边倒，“焦点访谈”时代，希望什么节目都做成“焦点访谈”，一个娱乐时代，又希望什么东西都娱乐。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应该分开:新闻是新闻，娱乐是娱乐。
白岩松：对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说，它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是否该去想想是不是有些类型的节目该制播分离，为什么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娱乐节目和文艺节目变成是一个播出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制作的机构。全世界只有把新闻留在自己怀里，然后让干新闻的钱远远没有干娱乐的人的钱挣得多。我几年前就说，我们不要成为经常被媒体关注的人，我们挣的钱应该远远少于娱乐节目挣的钱，因为它们被社会化了，它们都是在各个制作公司里头。美国新闻节目主持人年薪虽然也很高，1000万美元，但跟娱乐节目主持人相比差太多了，差10倍。这非常正常。新闻不是被用作日常消费的，娱乐节目则是被消费的。我希望我们挣得钱很少，但我们好这口。
但是，对电视台来说，不是这个概念了。国外的电视台其他节目是社会各个制作公司去制作的，我觉得我们到了重提“制播分离”这个概念的时候了。上一次提制播分离有误解，认为“制播分离”就是不控制它、不审查它，完全拿了什么播什么。其实这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标准，“珍妮弗露乳事件”不照样导致公司被扣了无数的钱吗？“制播分离”意味着制作是社会的，播出在电视台，但中间的审查也好，对节目的考量也好，要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这时候就没这么累了，要考眼光了。就跟现在电视剧一样，央视会买很多好的电视剧，它有更多选择权，如果中央电视台只能播自己的电视剧的话，那它就很麻烦了，有没有那么大的量？有没有那么大的创作能力？观众是不是喜欢？现在它不一定，美国剧买的是《绝望的主妇》、《迷失》，正好今年获奖，买得很准啊。这就考量出一个播出单位的市场眼光，没有其他负担。
三联生活周刊:最终的选择是观众。
白岩松：对。中国电视现在面临着多重压力，技术的压力、内容和社会关系的压力。我认为目前的电视最好是这样，每一个观众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他都能找到自己不喜欢的，这时候电视才是最可爱的。然后评论家闭嘴，为什么评论家要闭嘴？因为这些人容易因为这种产品他喜欢就认为另外的产品不该存在。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是不是100个人在看电视的时候都会选择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首先这一点就没做到，大部分人在同质地喜欢一种东西。第二个，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自己的个性选择时，我们有没有提供那么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两点解决好了，中国的电视就很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