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唯一公开的艾滋女大学生

出身贫寒的姑娘

1982年9月，一个女婴诞生在西安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父亲不认识几个字，从事当时非常吃香的司机职业，母亲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孩子的到来，让这对自由恋爱的夫妻充满了欢乐。从小，朱就是这个家庭的宝贝。

这个家族很庞大，朱的爷爷有4个弟兄，5个儿子。爷爷奶奶喜欢比较听话的小孩，就不喜欢她的爸爸，因此她的爸爸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爷爷奶奶仅仅让他在家里劳动。

父亲和母亲自由恋爱了。爸爸会开车。虽然没文凭，但是开车也算个不差的工作。这个婚姻遭到了朱的外公强烈的反对。

“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他们自由恋爱，在一起了，日子虽然不宽裕，但还是很幸福。然后我出生，我两岁的时候，妈妈下岗了。”

似乎是遗传，朱继承了母亲对爱情执著纯粹的追求，她认为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爱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朱的妈妈今年45岁了，丈夫比她大3岁。没有工作，要生存，他们就决定到附近农村买农田种地，妈妈自学农业技术，种菜。冬天就搞大棚温室。由于父亲大字不识几个，他只能干体力活。

这对夫妻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把女儿送到当地比较好的学校，和一些家庭背景很好的小孩一起上学。“我自尊心特别强，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是在别人面前很高傲的样子，不让别人看不起。”朱回忆说。甚至现在朱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尽管是长途电话，尽管每一句汇报的话语都是谎言，但是朱眉眼间对父母的爱意，真诚而自然，几乎让人感觉她仍然没有长大。

事实证明，这个女儿给了父母安慰和自豪。初中毕业的时候，这个18岁的姑娘考取了湖北荆州的一所中专，学习外语。

让老师和同学惊讶的是，这个长得不是很漂亮，个性却极其强的女生，用2年的时间学完了3年的课程。在这所中专，每年只有3个保送大学的名额，朱就成功地申请了一个，成为这个学校一个没有毕业就被送到大学读书的学生。

2002年，在选取大学的时候，朱力亚看中了学校名字前面有“中国”字样的大学。“我总以为，以中国开头的大学是最厉害的。”她戏谑自己当年的无知。

在大学，朱力亚似乎到了天堂。“我家里太普通，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我，改变家庭。”

在学校，强烈的成名、出人头地的信念，让朱获得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她凭借自己优秀的成绩去做兼职，挣学费，没有伸手向家里要钱。“我觉得自己就是挺有能力的。我上大学都是靠自己，有很多家长都是给学校送礼呀，而我没有。”她说。

当别的女孩子仍然躺在父母给予的金钱和幸福之上求学的时候，朱力亚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人生；当别的女孩为英语四级考试发愁的时候，她的英语级别早已经在中专时就过了四级。在中专过四级让她感到风光无限——中专生考英语级别，需要考二级，三级，过了三级才能考四级。朱力亚和大四的女生住一起，学姐们逃课的时候，她替她们上，帮她们考试，当枪手。

“我一般都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所以很难自卑。但是我比较自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诉别人。”

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心态中，她取得了让别人羡慕的成绩。更为让同学惊讶的是，她找到了一个英俊的外籍男朋友。这让众多希望通过国际级别的恋爱达到出国目的的女孩子更是艳羡不已。

朱因为其杰出的表现，成为该大学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的辅导老师。就在她即将入党的调查函发到学校的当口，2004年4月，艾滋病毒在她身体里被发现。入党对她成为泡影。“一些老师也许认为，一个党员的名分给一个HIV病毒感染者，有什么用呢？不如给一些能够在找工作时用得上的学生。”

流浪的女生

感染病毒的朱彻底地正视这个世界，一个从来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害怕周围人的心理击毁。

在自己独处一间房子的日子里，她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一直坐着、坐着、坐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这个门，看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路边的一朵小花，甚至风，都已经和我无关。”

她开始包装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没有人会感觉到她身体里有一点点毛病，而且更不会感觉到她是这个病。

她在截止今天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谎言世界，几乎对所有人。她不知道，将自己的实情告诉别人后，会面临什么灾难。

她想她的爱人马浪，那个已经回国，但不知道死活的、给予她人生第一次爱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静下来，如果这样，马浪就迅速占据我整个脑海。他毕竟是我爱的男人，我现在为止惟一的爱。”

2004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了中国艾滋病人比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发现，除了生命长短和自己一样之外，那是一个更需要帮助的群体。她自己，是不要怜悯的。

几个月前，她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在当地，她立刻成为了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给她，学纯正的英语。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课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语言的模式讲课的同时，当地的父母们如在菜市场一样，随便地打断课程，去打孩子，去为孩子喂水。

在当地一家最豪华的饭店里，很多人知道她，她在这里开过讲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厅，也经常出现外国人和朱一起进餐的情景，他们用英语热烈地交谈。

她几乎每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一些虚构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艾滋病人，我根本就不要这么累，我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会得到父母的尊重和爱护。但现在我无法得到父母的爱护。如果说出来，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对我这样的女孩子，更厉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偶然得知了这个大学生的故事。一个月后朱打来电话说，想通过《南方人物周刊》改变自己的现状，引起人们对大学校园艾滋病的关注。

她了解到，我们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群体。

拒绝怜悯

8个月中，朱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痛苦的选择和摇摆。

她害怕父母同学亲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她曾经安慰自己，父母在遥远的西安下面的一个城市，是不看报纸和杂志的，也不会上网；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她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准备，如果朱拒绝公开自己的病情，将随时准备放弃关于这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取得了朱的信任。从开始时故事和细节的撒谎，到最后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等待了8个月。

朱找到了一个说实话的地方，她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快乐地体会到，可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带者，可以轻松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饭。“说真话的感觉，真像蝴蝶在飞。”她说。

她害怕这个社会的心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还没有想到，公开之后如何面对父母和同学。但朱已经坚决地决定，不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负着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见，真实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给社会做多少贡献，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群，需要勇气和力量，改变已经被艾滋病改变的生活，回到众生的一般形态。”她说。

她不停地和我们用电话、电子邮件、书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和这个社会当下的形态，试图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出一个普世接受的对艾滋病群体的态度。

我有一个梦想

朱在2005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前只知道赶路，却忘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我现在开始学会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我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其实我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如果讲我的故事，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我拒绝的。我需要人们对我的勇气和魅力的尊重。事实上，我要有面对生命的勇气。但我很难面对自己。说实话，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是自己。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和其他病人需要什么。她说，艾滋病感染者，一定要建立一个组织，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精神的给予最重要。“如果他感觉这个世界很冷酷，这个世界很排斥他的话，就会有变态的心理，甚至你这么看低我，我就要故意传染给你。像有些小姐，她知道自己有，故意去传染给别人，如果要去唤醒这些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我相信，有人在看到我的故事后，会有所感悟，会对行为和思想有所修正。无论是濮存昕做了什么，国务院发言人说了什么，那都是非常虚的，我给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朱说。

朱认为，她没有把握好自己，踏入了生命的死胡同，不抱怨。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也不能抛弃自己。她希望大学里头普及性教育。大一大二可以不开，大三大四健康教育这门课一定要开。她甚至希望，在中学就普及性教育。

“知道自己得病后，从来不去计算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数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就那么多时间了，找也找不回来。应该是考虑自己该如何做的时候了。”

“关爱自己生命的是人，关爱别人生命的是神。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神。”朱说。

朱仍然在那个小城里从事教育工作，学校是她永远怀念的地方；她惟一感到抱歉的是，不能够为父母亲建设一种让他们自豪的生活。

“不论如何，这一步我要走出来。”

朱在盼望着这样的日子：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我重新快乐。梦想我们的国人，像对待感冒和癌症患者一样，对待我们。”

我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不多点对年轻人的宽容，保护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2004年4月3日，长江边的一座城市。

各种生命蓬勃着储藏了一个冬天的力量，纷纷开始绽放新的一年的青春。在校园里，外语系22岁的女生朱力亚和往常一样，快乐地学习和恋爱着。

晚上，她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的断裂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体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

这个力量，就是一种叫HIV的东西(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从2002年到2003年的某个时候，获得爱情的朱力亚，身体里的一个T4细胞悄悄地等待着，它捕获了来自她的

　AIDS--你在爱情中杀戮我青春

人物周刊：这几天，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天？

朱力亚：追究起来，我的人生其实是在2004年4月3日那天下午开始改变的。我们老师的一句话：“你知道吗？他感染艾滋病已经发病了。”这句话，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生命的长短。

马浪，SYDNEY，巴哈马人，27岁，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留学生。当时不知道是艾滋病，觉得是肺结核，从2003年11月开始我就发现他肺部感染了，我当时以为上火啊什么的。

2004年开学，他的病还是那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病了。那是4月2日，我帮他洗衣服。我和他，最后一次做爱。

第二天他说去北京，我说去北京干什么，他说办点事。4月3日早上他走了，下午那所大学外事部门通知我们学校外语系找我。我就此和痛苦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4月4日早上，在几个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我当时真的不想检查，就想迷迷糊糊地过去——如果不检查的话可能还有一丝幻想，不至于对自己打击这么大。那个大学的外事处通知我们学校校办，只有系书记、学生处处长他们俩知道，当然，后来校长也知道了。他们说检查一下，没有的话更好，有的话就要及时治疗……

人物周刊：4月3日你开始怀疑自己携带了病毒？

朱力亚：我很敏感，感觉误差一般很小。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一点也不后悔。爱情是不搀杂任何杂质的。我不恨他，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爱他，爱得很深。

我活23岁了，我对未来的最坏最坏的打算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结局，现在我的生命和人生已经定性。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你的世界开始下雪。

朱力亚：那种感觉呀，我现在演还演不来(笑)。我回到公寓，站在窗边，想结束生命马上就可以跳下去了。学校让我住学校招待所，不让住学生公寓了。那天晚上很难忘，正好又是雷雨交加，风很大。我很困，但就是闭不上眼。说话说到零点。老师陪着，我都没有说真话。我需要正视可怕的现实——我很害怕，会失去学业，会被开除。

学校把结果保密到6月份，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最后知道结果，反倒没有反应了。

人物周刊：你发现感染病毒一周年，你身体有什么变化？

朱力亚：2004年初我也病了。我发过一次烧，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估计那个时候HIV病毒开始在我的身体里扎根。因为我们几乎不使用安全套。

一年来我健康得像头牛，HIV在我身体里睡大觉，还没有打扰我，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变化的是精神和心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

人物周刊：你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朱力亚：我一上大学就认识他了。截至2004年以前那两年，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惟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没有跟我说实话，他走的那一刻都没有告诉我真相。事实上，说给我听，也只是证实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也许他不想让我过早地承担痛苦。

2004年9月，我委托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到中国外事部门帮我查一下马浪是否回国了，别人不敢查，因为总有人问为什么查这个人，我心里确实比较恐慌，我想不查算了，像大海捞针。

事情发生后，别人都说我很傻，我觉得感情上不需要有什么包装。他的优点、缺点，他的好、坏，都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财富。虽然是个悲剧，但经过是丰富多彩的，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人物周刊：美好的相爱过程。

朱力亚：(笑)也许是怪我英语太好了吧，如果我不会英语，我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巨大改变。我帮他太多了，帮助他交流、帮他买东西，带着他旅游。怨就怨我选择了语言吧。有人说，你这是在找理由。

这个悲剧是我自己制造的。我喜欢和比我强的人交往，因为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有一天，我和我的外语系老师在外面散步聊天，老师就说了一个玩笑话，“我有个朋友以前英语很差，找了一个外国男朋友，进步很快。”这个玩笑也就一直藏在心里留着。如果说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学好英语。

2002年9月开始认识。我不会轻易地去喜欢别人。我的感情很难激发出来，一定要到十拿九稳值得为他付出。9月份见了面之后，一直电话联系，等到10月才又见面，我一直不敢去。

2003年3月份开始相爱。不管是恋爱，或者是做爱，这都是我的第一次经历。传统吧？一个22岁的女孩子(笑)。我的爱情和一般的中国女孩子一样，并不因为他是外国人就有不同，快乐，轻松，投入。一个中国女孩子每天拿一本英语书是多么枯燥的一件事，但是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每一分钟你都在进步，感觉很放松。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还活着，我还会去找他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笑)。但愿他现在还活着。我也去教堂为他祈祷。他很文雅，很帅，待人也很平等，谈吐举止迷人。很多男孩子比不上他的风度。

人物周刊：你总在回忆这二年短

AIDS--你带我远离青春校园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语系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朱力亚：大二的时候就是外语系培训部的部长。我很自强。我感谢这个社会，让我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发现携带病毒后，我不得不远离学校，寻找到目前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来，你试图返回学校上课吗？学校有过拒绝的行为吗？

朱力亚：2004年8月的时候，我尽量对学校表现出我已经好了，我要返回学校了，但当时校领导用一个极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我。当时，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选择自杀。我深爱了两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学校却毫不留情地把面对巨大压力和众多困难的“问题人”逼进了复杂的社会。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学校里我有一个环境可以依赖一下，让我稍微调节一下。

我真是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宽容，凭什么剥夺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师是如何看待你的异变的？

朱力亚：2004年4月3日下午，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空气安静得让我不安。他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谈到晚上。他问我万圣节过得怎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最后他就问我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我说没有。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经看出来了。他哭了。我看出来，老师是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老师问我，难道不恨他吗？我说如果人的头脑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爱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恨对此刻的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时间比较有限，哪里还有时间去恨？

人物周刊：学校如临大敌来对待你，不想承担有一个AIDS女生的负担吗？

朱力亚：我就说，就我个人和集体来比的话，哪个重要？学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威胁他们。我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谈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我至少可以把我内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感谢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学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现在学校没有明确地把我赶出来，保留了名分。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从老师和同学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他们怎么想？

朱力亚：他们都以为我出国了。我这个人有点离奇，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怀疑。我在学校还是很风光，很popular(受欢迎)。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在校园里头看英语呀，很精神，有时候课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学习也没有耽误，工作还有恋爱都是齐头并进。我曾经是预备党员。当时有12个预备党员，我就对老师说学生太水。我说他们的思想汇报都是网上下载的，这能够说是合格的党员吗？因为感染后，我也不可能再入党了。党章并没有说，你有HIV，就不许你入党。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自认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有好朋友，一旦他们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象他们的反应吗？

朱力亚：我一直没想过要告诉他们。万一他们有一天通过别的途径知道后，他们还是会恐惧。他们会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细节，我希望他们会回忆到我在细节上保护他们。比如吃饭。我从不在他们那边夹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装自己吃饱了。和他们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伤害他们的感受。

我希望他们看了报道后，相信我话之诚，我言之善。他们永远不会从我身上感染到HIV。我还想请他们原谅我：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想失去这个世界上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们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没有理由推脱。

人物周刊：你和别人一样，不敢说一句真话。撒谎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

朱力亚：我戴着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让别人看到。

我经常和爸妈打电话，问他们的情况，撒娇、把我最快乐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就编一些快乐的事情给他们听。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我过得好，赚钱多，他们就开心了。但在家里怕他们发现我身心的变化。

这样保护自己很难受，不断地用一句话来圆另一句话，自己成了一个撒谎的专家和欺骗的高手，可以做高级演员了。撒谎可耻，但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还装出很愉快的样子。当学校通知我父母到学校，我对父母撒谎的时候，心很碎。我必须要欺骗他们，因为这是中国。我的父亲不是曼德拉总统，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