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宜昌的父亲 转载: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一、决策和依据 二、困难与成就 三、四川:军工和现代工业的崛起 四、贵州高原: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曲折 五、结语 一、决策和依据 1964年到1965年初,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国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开始新一轮强有力的回升,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上了中国领导人的日程。

通过大跃进以及其后被迫进行的调整,中国领导人学会了在几十年戎马战争生涯未曾遇到的经验和教训,头脑渐趋冷静,对无法一朝改变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有了较客观的认识。

然而,新的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哪里呢? 在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讲话,讲话集中在两个方面。 1.改变计划方法。毛泽东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

这是摇计算机的方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难以改变。

这几年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进行战备。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部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

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早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当时,中苏两党已经彻底决裂,中国的任何外交行动,都面临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1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地导弹射程之内,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完全暴露在航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攻击之下,一旦桥梁道路中断,连1000万人口的生计都成问题,何言工业的能源、电力、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一个多月前,总参作战部提出的报告称: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情况相当严重。①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和52%的国防工业。

②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③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袭击的措施。④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除国防工业外,3年自然灾害的痛苦教训,使人们对于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要求殊为迫切。1964年2月到4月,农业、财政、工交三口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谭震林主持研究落实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问题。

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薄一波支持工交会议。会议认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吃穿用,1970年粮食达到600亿斤左右,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

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用户他的主张: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中央领导人的决策,实非偶然的奇想。本世纪30年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及严密封锁下,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战略决策: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把工业的重心部分从欧洲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转移到乌拉尔山脉及亚洲的西伯利亚腹地。

斯大林重工业国防工业的策略极其成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反法西斯胜利而证实。

这也算当时的一种“赶超”战略吧。 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区划,中国沿海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湘西、鄂西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西南三线,其工程实施指挥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

彭德怀在1965年也到西南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指挥(后因文革被揪回北京)。中央西北局领导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西北三线建设。其辖区为陕、甘、宁、青、豫西、晋西。

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分散、靠山、隐蔽;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

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唯一的重要工厂)的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的设备和材料。

一线的一些省区,根据中央精神在自己的腹地山区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支农、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随着建设的进行,毛泽东改变了农轻重的顺序,把国防建设方在第一位。 二、困难与成就返回 据统计:1964年后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的大中型项目约300余项。

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以及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其中,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两大项目。

肯定了攀钢和成昆线,就肯定了三线建设成就的一半! 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 攀枝花,东北距成都800公里,东南距昆明280公里。1954年,508地质队普查踏勘,指出攀枝花矿区储量可达亿吨。

1958年,攀枝花铁矿勘探队探明钒钛磁铁矿储量超过50亿吨。接着探明攀枝花--西昌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49种以上,在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低下的中国,攀矿的发现,不啻平地一声惊雷。

经过1958年全民炼钢之后,国人上下对贫铁、低铁的国情已由共识,因此,攀矿一开,便放出夺目光彩。攀钢建设、配合攀钢的成昆铁路建设、临近贵州六盘水煤矿工业区的建设、云南西部开发,影响了当地及辐射区2000万人的命运。

一位社会学家评称:它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

它大约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生铁180万吨、钢92.3万吨/1943年)的约2倍。厂址定在不通铁路、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的荒蛮之地,而工期只有5年。困难之大显而易见,没料到的问题更多更复杂。

一个超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电站的那些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房般高大;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有几十层楼房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数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大部分是特殊、大型、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攀枝花连一颗螺丝钉都无法制造;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都需要大量人工、机械、设备;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交错相间,被建设者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搬移2.

5亿立方米岩石,修建8座跨越金沙江等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吨钢面积仅一平方米,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被国外冶金设计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最危险最艰巨的还不是建设者条件的恶劣,而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就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

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如果炉料中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铁水将变得异常粘稠,炉温不均,整个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高达25~30%,可以设想,这种矿石在高炉中会发生多么可怕的情景。

那就意味着全部工程彻底报废。在钒钛铁矿区建造超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竟未解决含钛矿石冶炼问题,真是一着险棋。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进行了1000余炉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高钒钛矿钢铁厂。

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立方米)出铁。 成昆铁路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它全线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世界储量第一)、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水力,还有许多边疆山区少数民族,意义十分重大。

成昆铁路工程极为艰巨。全线桥梁991座,隧道和明洞437座,桥梁共占全线长度的40.

1%。6公里长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碧鸡关隧道(滇境)施工难度极高。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

有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有车站。为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江,16次跨越旧庄河,至今成昆线上的旅客,还有心惊胆战之感。 普通人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

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就是靠人工火把照明,钢钎大锤打眼放炮凿通的。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66年底,已完成工程总量一半。

突然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工程受到干扰破坏,指挥部领导权被夺,沿线武斗频起,许多工地陷于瘫痪,大量施工人员外流,铁路修建陷于停工。

只有部分职工坚守工地,冒险看守器材设备,维护已停工的工程,避免了崩溃性的损失,持续时间竟达两年之久,损失达7亿元以上,占工程总造价的1/4。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年末,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广大铁道兵指战员、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对“文革”破坏痛心疾首,纷纷响应复工号召。

外流人员对“文革”破坏痛心疾首,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外流人员竞在短短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返回工业,立即投入紧张的施工。他们一鼓作气,在半年多时间内贯通全线。

1970年7月1日,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在西昌礼州铺下的轨排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成昆线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36亿元。放在80年代未或90年代中,10倍的造价才能拿下来。

三、四川:军工和现代工业的崛起返回 开发装备四川:空前的手笔 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军事工业,在西藏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

这些基地新建、扩建、改建之后,克服重重困难陆续投入生产。70年代初,又在重庆地区上了重型火炮牵引车项目,部分引进了法国重型汽车技术,以解决大口径加农炮的拖车牵引车辆。为全面实施新建、迁建、扩建、研制、生产、运输计划,就必须对西南诸省的工业、科研、教育、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系统进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最深刻的改造。

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 四川古称巴、蜀、益州、剑南,面积57万平方公里,地形险要、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多次成为王朝偏安割据或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战略要地。同时又是中央政权经营边疆、融合西南多民族的基地。 1966年,四川省工业产值86.

77亿元,比1963年增长108.9%,平均年增幅为27.8。全省国民收入119.6亿元,比1963年增长47.8%。这3年算是四川社会发展的艳阳天。 这些被严加保密的工程规划和它们的设计者们,几乎无一人能料想毛泽东会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没有料到“文革”的后果会直接冲击到他们这些身经白色恐怖和百战沙场的忠诚革命者,当然更不会料到广泛的缺乏理性的批判、上纲上线、大串联、揪斗、夺权、武斗、混乱和流血、文化泯灭、教育荡然无存、科技事业处于毁灭的边沿……这一切对他们深思熟虑的伟大计划最终造成了可怕的令人扼腕痛心的大破坏。

武斗高潮的1968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48.3%。

直到1970年年初,满目疮痍的四川经济才从谷底缓慢回升。后来,四川的政治经济形势,除1975年由于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抓紧各方面整顿,全川形势较好外,1974年,1976年,在所谓“批林批孔”、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再冲击下,经济呈一起两落之势。

尤其是1976年破坏尤烈,全省工厂几乎有一半瘫痪,铁路枢纽堵塞。农业粮食收购量只有1957年的3/4,棉花也远低于1965年水平。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略大于文革前的1965年,而人口却净增加2211万(比增33%)。

文革在封闭半封闭的四川,造成了远胜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文革结束后,经过四川人民的努力,到1979年,那些规模宏大,装备精良,人才济济的三线工业和基础工业项目才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巨大作用。

经过国家历时10年、累计达307.64亿元的连续投资之后,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终于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些投资除16.9%为国防工业(不含电子工业)外,冶金占14.

1%;能源15.8%,运输通讯17.8%,可见主要是发展基础工业和铁路,没有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四川今日之局面。1979年,四川铁矿石开采能力从1965年的40万吨增加到817.

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7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机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千瓦;水泥从117.02万吨增加到556.

88万吨。四川已经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它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享誉海外。 四、贵州高原: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曲折返回 发生在中国四川省那些艰苦卓绝又鲜为人知的三线建设故事,以另外的一种版本在贵州省重演。

与四川的富庶、历史悠久、文化多姿多彩相比,贵州更贫穷落后,缺乏大规模现代化的基础。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1年,全省只有工厂120家,雇工1578人,平均每厂13人,可以想象是个何等贫穷落后的地区。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和工业内迁使贵州小有红火,随着胜利后的东迁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退,官僚资产阶级携资外逃,贵州经济重陷混乱和落后。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11.

25亿元,人均79元,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 经过3年恢复,“一五”时期、“大跃进”和调整时期,贵州经济几上几下,动荡剧烈。1965年农业总产值刚刚超过1957年的水平,达15.

8亿元。工业品产值虽比解放前有巨大进步,但在全国仍属最低之列。解放前,全贵州电站装机容量只有3030千瓦,相当重庆一市的1/8。经国家大力投资后,1965年终于达到50.26万千瓦(包括中小水电)。

解放前贵州吨钢不产,经过几次上马下马的变动,贵州在1965年仍保有贵阳钢铁厂、水城铁厂、遵义铁合金厂、贵阳耐火材料厂、福泉铁厂等5个企业,产值达4670万元。贵州的有色金属储量大,品位高,然而除汞矿有开采历史外,由于交通闭塞、财政穷弱,只能守矿空叹。

直到1966年9月,储量占全国第二位的贵阳修文铝土矿(2.7亿吨)才炼出了第一吨电解铝。解放前,贵州没有一条与外界铁路网相连接的干线铁路,经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努力,1958年终于将黔贵铁路修通到贵阳。

经过两上两下,23万铁道兵将士终于川黔线贯通。贵昆线在贵州境内有303公里,其中隧道178个,桥梁238座,占全线总长32.6%。1966年4月,观音岩大桥接轨。

贵州的三线建设启动略迟,大部分于1966年从开工。但受“文革”冲击又最剧烈。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工程刚开始就陷于停顿和瘫痪。由于贵州个方面基础薄弱,“文革”动乱不绝,工程变为旷日持久消耗惊人的牛皮工程。

整整10年斗没有能完工达到设计要求。把全国人民苦心积累,包括困难时期勒紧裤带创造的大量财产和设备,徒然浪费在西南的荒山沟里,非常令人痛心。 三五、四五期间,中央在贵州的投资集中于能源、铁路、冶金、军工等方面,强度虽高,但是值“文革”,效益极差。

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地区煤炭储量150亿吨。煤炭不从东北、华北、中南、四川抽调了28个工程处、8个地址勘探队和6个煤炭设计院,共5万余名勘测、设计、施工人员参加总设计能力1200万吨的六盘水煤矿会战。

冶金部抽调八冶由鞍钢包建水城钢铁厂。1966年初动工,第一座36孔焦炉和568立方米高炉于1969年9月和1970年9月建成。接着续建2号焦炉和1200立方米的二号高炉,累积投资6亿元以上,直到1984年采把自己生产的铁炼出钢来。

1991年采完成了大型制氧机站、转炉连铸设备、钢轨(小型材和线材)、开坯等全部配套工程,使产量品种达到理想能力:生铁72万吨、钢29万吨、钢材15万吨,总产量5.

5依元。贵阳钢厂于1964年扩建,是冶金部重点企业。其主要设备由大连钢厂搬迁两座五吨电炉,由本溪钢厂搬迁1吨、3吨锻锤各一台,自己扩建5吨电炉2台、5吨电锤1台,专门生产矿山凿岩机的钎钢,与省内外煤炭、铁路、隧道、矿山建设配套。

1976年形成10万吨生产能力后又把5吨电炉换成10吨电炉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新增20吨电炉。但由于电力不足以及设备不配套等原因,产量一直未能满足设备负荷,低于设计指标。

1991年产钢17万吨(能力23万吨),钢材12.03万吨(能力19.72万吨)。经过27年努力,能有这个成绩,也算是不错的了。其他如贵州钢丝绳厂(设计能力4.

5万吨钢丝绳、5千吨钢丝)虽为全国同行业中最大企业,也是80年代末才达到或超过原设计指标。贵州最大的六盘水煤炭基地直到90年代以后,才达到了原在60年代的设计产量。面对30年流逝的光阴,人们感慨良多。

航空、航天、电子类高科技产业,按中央三线建设指示,千里内迁在黔北、黔西、黔东南青葱荒凉的喀斯特石灰岩山野中安家落户。它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更艰苦悲壮的命运。由于时间仓促,无前车之鉴,论证不足,加上“文革”对文化科学那般毁灭性的影响,贵州阴湿、封塞、地貌崎岖、信息不足,生活条件差,工厂分散,文化通讯落后,研究机构运转不灵……几乎所有困难都施加在那些工厂院所头上。

贵州的三线建设,尚未完全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再次大铺摊子,拉长基本建设战线。

对于工厂布局,在开始规划三线时,航空工业基本上还是“大分散、小集中”。设计规划要求离开大城市、大型工业区和重要的交通枢纽,集中建设中小工厂群。

但一到实地,“文革”开始那种“左倾”激进气氛连这点合理原则也抛弃了。以“立即要打仗”的假设为前提,实施“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后来竟发展成“村落式”、 “瓜蔓式”、 “羊拉屎”的今天看来荒谬的做法。

贵州基地的飞机部件装配厂分散布置在9平方公里内,仅锅炉房就有10个。用游击战的方法进行高技术建设,是耶非耶,历史已有公论。 贵州那些工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非常忘我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其精神可歌可泣。

1985年,贵州飞机设计所和贵州飞机公司设计研制的歼教-7喷气式高级教练机,在贵州高原飞上蓝天。贵州发动机厂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完成了为歼-7等飞机配套的几种航空涡喷发动机的试制和复杂的试车台试验过程。

但真正实现有秩序的均衡生产,已接近90年代。贵州经济在“文革”中的动荡和破坏甚至超过了四川省。196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年前的1964年;1976年的生产水平低于6年前的1970年。

人口由1965年的1820万人增加到2585万人,净增42%。社会混乱,商品供应差,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很大,直到80年代才缓过劲来。 作者: 林火心 2005-9-1 14:06 回复此发言 -------------------------------------------------------------------------------- 7 ZT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文革”后,贵州又经过几年努力,渐渐追回了损失的时间,发展速度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越来越快。

十几年来,几十亿的投资见效虽然过迟,但终于结出硕果。已往一穷二白的贵州已能生产先进的液压挖掘机、汽--柴油发电机组、龙门镗铣床、精密光学仪器、机床工具、磨具、磨料、电工仪表、包括航空轴承在内的各类轴承、辊锻机、通用电子仪器等,其中许多畅销国内市场,出口海外。

三线企业除生产出合格的飞机、航空发动机、雷达、航天电池外,还顺利完成了军转民的任务,生产了贵州缺门的彩电、冰箱、收录机、摩托车、汽车、电池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民用产品,使贵州各族人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五、结语返回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

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进行一场战争。

因此,要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把这场战争、类战争极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计算。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

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

二战后,无论情愿也好,被迫也好,中国、前苏联、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发展了重――军事工业,中、苏、美都投入了大国角逐的格局。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之外,还应该用战争结构来进行利益和效益的比较。

朝鲜战争,美方战死官兵5万余人,直接耗资1640亿美元,而且在国内引起深刻的社会动荡和道德怀疑。从此之后,通货膨胀,各种债务越来越多。保罗•肯尼迪说,“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冲突可能会怎样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西奥多•怀特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场战争”。 相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死亡官兵36万人,战费开支人民币62亿人民币。与美国这一重量级拳手较量,这个成本算低的了。

越南战争,北越取得了完全胜利,作为胜方之一的中国支付了胜利帐单的物质部分的大部分,在其消耗最大的3年是90亿元人民币。这些物资军火约半数是由三线工厂生产的。中国在整个越战高潮时(1965-1972年),对三线地区11省、区投资483.

42亿元,其中纯军工项目占87亿元,无论用那种计算方法,中国均以很低的成本赢得了战争。美国在1961-1975年间国防经费累计达9千亿美元,以1975年美元汇率100:185.

98计。相当于1975年中国社会总产值5379亿元的3.1倍,尚且输掉了一场关系国运荣辱的战争。从比较效益的计算和结果看,要比中国的投资差多了。换言之,就是如此多的美国人的钱白白打了水漂。

再看前苏联,作为二战的胜利者和即得利益者,从1946年到解体的1991年,按保守的估计,累计直接军费也在1万亿美元(1975年美元价)以上。动用如此之大的费用和资源,美国保卫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裂国分治,饱受屈辱,反而更深地陷入一系列的动乱和痛苦之中。

无论用“赶超”和“比较”哪一种方法与中国横向比较,中国的发展道路成本都较低,成就都较大。这可以通过今天中国、前苏联、美国三国的国力、国防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与1975年比较,并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横向比较看出。

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我以为这不能用纯经济学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

“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呢。 通过对三五、四五期间三线建设的回顾和反思,是不是能这样讲: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

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

1965-1975年11年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占77%。其方法是迁厂、调人、建新厂、利用三线地区的各种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建设为重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建设互相配合,经1965-1969、1971年两次建设高潮,克服重重困难,在三线地区逐步建成了一大批工业基地。

在投资比例上,冶金工业项目占22%;机电项目占9.7%;能源工业(包括煤、电、天然气)占28%;交通运输优点占20%;其中铁路就占该项的70%;还有许多文化、教育、卫生、民政项目。

它们的投资效益都很高,大大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力,也减弱了东部耕地和水资源的压力。

受惠于高强度投资,以川、黔、滇三省为例,1985年四川社会总产值1023.25亿元、贵州213.7亿元、云南287.57亿元,三省合计1528.52亿元;1991年四川2591.77亿、贵州498.

92亿、云南616.56亿。这7年间平均增长10%,共累计生产1.465万亿元。投资“扶贫”效果很明显。 当时国防项目只占总投资的18.6%。并非象人们认为的那样高。常规兵器投资,失误略少,形成占全国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并且在后来的军转民中贡献卓著。

但一些工厂选址不当,配套差,生产成本高,效益差,文化、生活设施不足,这部分约占30%;争议较大的航空工业的投资(陕西、贵州、湘西、鄂西),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是一个尚需详细论证的非常复杂的问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