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

  ——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云——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这本近六百页的著作出版于2007年,本人孤陋寡闻,今年(2014年)才读到,但读了以后,却颇感震撼,为真实的文革历史的艰难呈现,也为高树华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们的命运。作为读者,想要发自内心地感谢程铁军教授和已故的高树华先生克服困难,通力合作,把个人记忆,历史事件,和冷静理智的分析总结留给后人。

关于在官方文革话语(我以为,这种主流话语最主要的就是老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如何受迫害)以外的个人经历,湖南的工人造反派陈益南,湖北的独立知识份子,北斗星学会创建人鲁礼安,乃至大名鼎鼎的杨小凯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字,但《内蒙文革风云》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个原因,是高树华在文革中并没有如上述几位那样被关进监狱或牛棚,而是全程参与了文革,又因为因缘际会,得以接触大量一般基层造反者没有机会了解的文革侧面,甚至在文革后期担任过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

高树华在内蒙古的地位,似乎类似聂元梓之于全国的文革,因为他是内蒙古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时为内蒙古师院外语系团总支书记,其攻击对象,也是其所在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按全书所叙来看,高树华虽然因为这张大字报发迹,但他的确没有去刻意迫害过任何人,相反还帮助了不少人,如很多获推荐上了大学从而改变命运的知识青年,以及乌兰夫的儿子。他造反的动机主要有二:1,响应五·一六通知,2,确实怀疑学院党委书记的做法。他本人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又是学生党员,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其“造反”并非对共产党的怀疑,而是以更高的“共产党”的精神:毛泽东思想及其号召,来审视和批判离自己最近的共产党领导: 党委书记。多年后,高树华仍然不认为自己对党委书记纪之的挑战有什么大逆不道:“我和师生写大字报,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压抑,对当权者实施的人性摧残的合理不满,是一次必要的反抗和冲击,抒发久被压制的不同观点,呼唤一种有限度的自发行为。

”(页56)不仅如此,高树华还指出,“解放后,还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实行过像文革这样的‘大民主’,群众可以无视顶头上司,除了毛以外,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自由发表见解。以往享受特供的有权有势者,纷纷受到审查,以往被踩在脚下的小人物,最为权势者看不起的芸芸众生,终于扬眉吐气了。”(页70) “文革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某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大家都顺从他,服从他,按他的旨意办事。”通观全书,作者绝没有美化文革,也指出了这种“扬眉吐气”是短暂的,但他也说明,这一过程确实破除了普通人对各级官僚的迷信。高树华在自己的脚注中也敏感地注意到,一旦群众组织“发展壮大到威胁当局的程度,则立即宣布为非法,大肆镇压,决不手软。”(页163)

高树华的经历也证明,当时由党委派入高校的工作组,确实是压制和激怒了大量的造反师生。他本人去北京的文革接待站上访的时候,发现“70% 以上的上访者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页117)他专程去拜访聂元梓,被聂元梓告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他对聂元梓的印象是: “我不了解聂元梓在文革后期的所作所为,但我当时见到的聂元梓是有气度的。” (页122)直到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十六条”的公布才解放了“被工作队逼至疯狂的人们”,他感到“无比激动…需要献身,把自己的命运与文化革命连在一起。”(页152)甚至认为,“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页189)我以为,在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开始离开人间的时候,后来者需读到这种真实的,回到当时历史现场,而非以后来的政治定性掩盖一切的情感,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在封闭的政治环境中,年轻一代人反而更容易出现穿上红卫兵服装以取乐的闹剧。

在高树华看来,派性斗争起源于始于1666年8月,终于当年12月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因为这场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以后,引起了反弹,“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起来反对挑战“反对共产党”的造反派。笔者认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再纠缠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定性及标签,那么可以说,两者的冲突完美地象征和注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毛”和“党”之间,毛已经不仅仅是“党”形式上的最高领导(当然他也绝对不满足于此),而是他本人:一个高于党和国家机器的人间救主,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偶像。“造反派”就是那些听从“毛泽东”召唤的狂热份子,而保守派则是继续维持对党/国机器和秩序,及其代理人的忠诚的一部分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毛泽东和党的冲突的外在化,而他们实质上的统一和现实中联合的必要,也正因为毛泽东和党终究是分不开的。正由于保守派对秩序的维护,他们获得军队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高树华也说明,军队支持保守派,“乃是轻车熟路,顺理成章的事情”(页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