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圣教序 王铎临《圣教序》三种
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人。 王铎的书法笔力雄健,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主要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等各家,学米芾有乱真之誉,展现出其坚实的“学古”功底,学古且能自出胸臆,梁巘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之苍老劲健,全以力胜”。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其传世作品主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
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盛行,而王铎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他是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革新人物。
青年时代的王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很早就有了反思潮的奇倔胸怀,在他的《拟山园选集》中的《文丹》中,集中表露了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他超迈雄奇的行草书。他的行草书,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
马宗霍称“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拟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林散之称其草书为“自唐怀素后第一人。”并不为过。
有人以他的线条与明代另两位草书家徐渭、祝枝山作比:则他的遒劲既有异于徐渭的粗放,也有别于祝枝山的生辣,至于文征明、董其昌则更不在话下。此外,他在结构处理上的构成意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的切割完全具有次序观念,具有强有力的理性处置效果——在如此狂放变幻的草书中锤炼出如此冷静、有条不紊的效果,实在是出人意外同时又使人对他的能力敬佩不已。
如果说从张芝、张旭、怀素、黄山谷直到徐渭,草书的发展是以用笔的丰富顿挫为准矩,而在结构处理上则一放再放,抒泄无遗的话,那么王铎则成功地阻遏住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流,他用冷静的理性把这匹脱缰的野马笼住,纵横取势,变化多姿,不落俗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
他在笔墨上的创新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线条遒劲苍老,含蓄多变,于不经意的飞腾跳掷中表现出特殊个性,时而以浓、淡甚至宿墨,大胆制造线条与块面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不能不说他这有意无意之中的创举是对书法形式夸张对比的一大功绩。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主动地追求“涨墨”效果。
王铎的书法对中国书法后来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波及到海外书坛,特别给东瀛书法影响颇深。
王铎亦擅画,山水宗荆(浩)、关(仝),丘壑伟俊,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山水花木竹石,皆用书中关纽。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尝与人云“画寂寂无余清,如倪云林一派,虽有淡致,不免枯乾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又云“以境界奇创,然后生以气晕,乃为胜,可奈造化。”
王铎书法馆位于河南孟津城北,是一座明清式建筑。馆内收藏有王铎的书法石刻共260余件,其中大型条幅74幅,知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龟龙馆帖》等10余种,此外还有5种石刻长卷以及王氏家谱、书画、自画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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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孟津老城一带,过去有一句口头语:“这又不是吃王铎家舍饭,何必用大碗!”据孟津文史研究者韩仲民先生介绍,这个“典故”源于明末王铎在家乡赈灾的故事。
明朝末年,正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孟津一带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黄河决口、冰雪成灾、旱涝成灾,几次大的灾荒爆发时,死亡人数众多,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悲剧。王铎或因家事,或因政治失意,时常回家乡小住,有一年他赶上了大灾荒,说服官府开仓放粮,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在陕甘等地劝募粮食,顺黄河运到孟津,在自家门前开设粥场,施舍给饥民每人每天一顿粥以救不死。谁知附近各县来的饥民太多,每人每天只能轮上吃一碗,王铎只得定了规矩:只准用碗盛,不能用盆端。于是,饥民想法在土窑烧制一种粗瓦碗,容量特大,可又确实是碗不是盆,如此就能多喝一些粥。因此有了这句口头语。
王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虽在京城任职,却来自社会下层,深知民众疾苦,对明末的赋税之重感同身受。加上他出仕前后的师友,如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都是东林名士,受他们影响,王铎表现出鲜明的东林风范,在朝堂之上刚直不阿、耿介敢言,因此几度险些大祸临头,也因此数度政坛失意。
人到中年之后,王铎的家庭也一次次出现变故,他的两个女儿同年夭折,父母在动乱中先后去世,凡此种种,使他感受到深重的家国之痛。而这些强烈的人生感悟,可能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所必须经受和拥有的。诚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诚所谓“人书俱老”,一个书法家仅仅拥有技巧是不够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让这些技巧彼此糅合,需要丰富的人生感悟,让这些技巧与书家的精神世界充分糅合。 宦海沉浮人书俱老
王铎在明朝为官约20年,形象和名声相当不错,与他降清后的声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他弹劾权贵、直言劝君,面对“廷杖”大祸坦然不惧,表现得忠诚耿介,为此多次政坛失意,宦海沉浮。而这一切,都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有名的对联,是东林党创始者、无锡人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舞台,议论朝政,褒贬大臣,朝中不少官员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由此形成重要的政治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王铎入仕前后,魏忠贤得势,形成“阉党”集团,与东林党针尖对麦芒,逐渐形成生死之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王铎立场鲜明地倾向于东林党人,这跟他出仕前后的社会交往有关。孟津人乔允升曾赏识、提携过王铎,他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阉党”曾编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乔允升就被冠以“天牢星病关索”。王铎考取进士时,乔允升已离乡返京出任刑部左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他对王铎的政治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师友圈子里,也多有东林党人,如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新安县人吕维祺,与王铎相互敬重、赏识,结为儿女亲家;河南籍的著名学者孙承宗,身为大学士、兵部尚书,对王铎青眼有加,曾为他的《拟山园初集》撰写《叙王觉斯太史初集》;此外,王铎的同事、朋友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都有着鲜明的东林党人立场。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贤授意纂修《三朝要典》,以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按照岗位职责,正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但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相约,一同拒绝了这项工作,令魏忠贤大失颜面,他们也因此上了“阉党”的黑名单。
此后数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有后金崛起,内有白莲教起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整个明王朝风雨飘摇。在那个悲剧时代,王铎注定要饱经忧患,历尽磨难。他被提拔起来后,因与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合,自请外调南京翰林院。
数年后,他被调回北京,先后出任少詹事、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年,满洲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也声势浩大。
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与清议和,得到崇祯的支持,却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上疏论辩,批驳主和派主张,惹恼了崇祯,被廷杖八十,贬官六秩。仅仅19天后,王铎挺身而出,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杨嗣昌大为恼怒,要求同样廷杖处罚。廷杖之刑,非死即重伤,消息传出,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泪,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不畏惧。所幸此时崇祯已看出议和并不是办法,因此不了了之。
几天后,王铎给崇祯上课,讲《中庸》时论及时事,王铎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坦诚相告,“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大概话说得太直接,崇祯大怒,痛斥他讲课跑题。“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崇祯虽然没有降罪,却从此冷落了王铎。失意的王铎两度“乞归省亲”,返回孟津故里。
如果说仕途上王铎还能选择刚直不阿,那么生活却带给他太多的无奈。那个时代,战乱迅速蔓延,洛阳一带多次被起义军攻打,他和全家不得不四处避难,长达六年。其间王铎一次次忍受丧失亲人之痛,他的父母、结发妻子、一个妹妹、四个子女先后死去。
他的家乡孟津曾数度爆发饥荒,他不得不卖字换粮活命。身处这样的岁月,他的精神世界动荡不已,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他不再亦步亦趋地学仿古人,手中之笔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
当此之际,他佳作频出,最值得一提的,是《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
这两件杰作创作于1642年,是王铎流落怀州(今焦作)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书赠给他的。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点画布局,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王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
这一年,王铎51岁,他书法的这种蜕变,被称为“五十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