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危局：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的导言。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事实，许多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的编著者吕嘉戈先生以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医药传统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感谢吕嘉戈先生提供电子文档，感谢陈雪芳女士提供样书。）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和它的历史完成

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马上就要被消灭了。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消灭本民族医学。这是一个悲剧。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然。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的支持”。“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贺诚讲到：“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一些改进。......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但卫生部的行政体制以及对中医认识上的偏见并未因此消除，卫生部西医势力仍占主导地位。由于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每当卫生部对中医进行打压的时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会有批示批评卫生部。但是他对中医的认识也有偏颇，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对此认为，毛主席“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想以西医学习中医来提高中医，事实证明不切合实际。1958年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开始时卫生部门有抵触，后来竟借此来控制中医、改造中医，限制了中医学术的自主权。”文革以后，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发展一直没有起色。1980年卫生部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衡阳会议又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说明此时的中医处境终于在中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某些好转。三支力量的方针因给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也成了消灭中医势力的眼中钉。

在《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光辉历程》（以下简称中医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记载三支力量的方针，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教训，研究了党的重要政策，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22页）其中没有记录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又谓：“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和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除中医药后继乏人、乏术问题，中医药结合问题，中医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中医研究和民族医学问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24页）也没有记录会议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针。

吕炳奎在上述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证实会议确实明确提出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并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他多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对整个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对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谓：“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解放以后党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好像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实际上没有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提出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置于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这个方针的提出，解决了几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方针提出后，中医界皆大欢喜，西医方面也很欢迎，同意这样一个方针。中西医结合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仍有部分人对这个方针不太理解。”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样一个对中医生存发展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衡阳会议以后没有被执行，在大事记中也没有被记载，中医经过30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独立地位，在衡阳会议以后竟无声无息了。这是十分吊诡的。衡阳会议以后，吕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线，没有了追办此事的权力。相反，卫生行政部门却加紧以立法的形式即以国

二、 所谓“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消灭中医药的杀手锏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从贺诚讲话到卫生部制订的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法规，完全是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进行的。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是洛克菲勒为消灭中医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附加条件，即“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它先是强蛮地给中医加上一把伸缩无定的、所谓“科学”的标尺，并教会你习惯于用这标尺去丈量中医。然而，你学会的只是技术性地丈量，而那标尺的伸缩幅度，却是由它来调定的。结果，你手里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实上永远也不属于你……这就是洛克菲勒阴谋的最吊诡之处！

大凡学习西医的人和西医化的人对洛氏的阴谋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认为中医就是不科学，就是要淘汰，并相信洛氏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是真诚的、可信的。这又说明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是多么的“英明”、有远见。

　　“中医现代化”在如今被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越叫越响，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因为有了贺诚、王斌被撤职的前车之鉴，消灭中医的行为变得隐蔽起来。一般人从报纸新闻上总是认为中医是被重视的，然而却不知中医实际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压制的。

当然，现在不是纠缠谁的责任的时候，而是要重新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给中医独立的行政权、教育权及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还要有坚定的中医领导层，只要有5~10年的时间，中医是能够起死回生的。

三、 “西学中、中西医结合”，成为消灭中医的幌子

从1954年起，中央发现了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1955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了批判卫生部错误做法的宣传报导。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莹的《〈健康报〉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的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旋即，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1955年，通过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以及对他们给予撤职的处分，说明毛泽东是不允许对中医药进行这样的灭杀的。虽然毛泽东对中医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中医在此之后有了短暂的发展，可是消灭中医的路线不时会出来干预中医工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柳秉理先生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其谓：“1958年，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这就给消灭中医人士利用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有了借口，并且利用中西医结合来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更具隐蔽性。

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纯中医已经基本被排除在执业医师外，成为民间的地下医生。也是在此路线下，余云岫的后人也开始为余辩解，其子余诞年2003年11月16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以现今中医的西医化为翻案借口，只字不提“废止中医案”、使“新的旧医不得产生”等余云岫提案的实质，而谓：“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其孙余忾2000年7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余云岫医师》的文章，掩盖余云岫“废止中医案”中消灭中医的杀机，反而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宇宙运行模论“阴阳五行”视为伪科学，其谓：“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像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岫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像样的反驳。”“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

　　现今，要解决中医发展问题，首先就得解决中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制度创新，就要对以往55年中医政策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西学中，即想让西医学习点中医进而去研究和发展中医，现在看来是行不通的。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是较长时间以来直至今日卫生部的主要做法。这里面一方面是事与愿违，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医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容易被反对中医人士所利用，成为一个欺骗性极强的借口，行消灭中医之实。试想一想，没有了中医，中西医结合还能有吗？所以，毛主席对中医的这两个指导方针，如果在中医有独立行政权时，对中医还不会有太大危害，但在中医没有独立行政权时，就会使中医遭致灭顶之灾。再加上现今对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的提法和纲要都已出台，就更加剧了中医灭亡的速度。这是关乎中华文化存亡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四、 现实的危局：西医对中医药生存权的制度化剥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经过55年的“统治”，西医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医药行业的垄断，造成医药费不断高涨。据媒体报道，“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已经普遍成为国民之痛”。各种文章列举了许多原因，但未从垄断的角度去看。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1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大力宣传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用“现代化”概念来偷换医学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应声虫。如2002年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就是对中药的极大破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副“标尺”的诡秘。本来，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讲的是疗效。任何医学，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疗效，不管它在现代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的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就是说，医学的治病疗效与现代化没有绝对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们感到现代化的优越性，似乎什么事情只要一说是现代化的，就是科学的、进步的。其实，将现代化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将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自身进化即生物进化混淆起来了。——现代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在生理上有何本质变化？据人类学观点，一万年以内的人类或生物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作为医学是为医治人类疾病而形成的学科，只要人类本身以及生物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学科的对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变化，也不会是在本质上的。这跟文明的变迁是两码事。人类与生物进化是同步的，既然一万年至今生物进化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一种药入什么经、治什么病，也同样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医与人类同时进入现代，这本身就说明中医具备有超时代的内涵，它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许多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往往能将它治愈。中医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只要大自然适合人类和万物生存与存在，中医学就永远能医治人类的疾病，这与现代化与否没有关系。物质文明则与现代化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人们出行乘的是轿子、马车，现代则是汽车、飞机，这才是现代化的内涵，而不是生物进化的内涵。用现代化来混淆物质文明与生物进化的内涵，让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要消灭中医进而达到西医垄断中国医药行业而设计的阴谋。这个命题本身就倒置了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疗效的原则。西化的中国人“相信”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阴谋的马前卒。他们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积极对中医实行现代化，无形中成为替洛氏达到了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目的的中国人。这样就使美国的西医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进而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如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局成立以来，每年都批准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西药进入我国，严重打压了我国医药工商企业的发展。洛氏对中医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医如果在平等条件下与中医竞争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势。因此，洛氏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厌弃“安全、有效、廉价

　　2 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3 历史上有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除了指责中医不科学外，还有具体消灭中医的措施，医药分家就是其中之一。卫生部将药政局和医疗器械局合并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又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成立后即大肆推行美国FDA管理模式，让中药同美国的西药一样进行FDA标准管理，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国家数目惊人的人民币，搞得不少工商企业负债累累，无法进行运转。特别是中药，现在是农民种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致使中药成本大增，吃中药比西药还贵，人们吃不起中药。中药的生产出现了严重危机。医药管理分家后，对中医的管理更加西化，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了，要配制剂必须申请，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这个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也是扩大医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不像西医，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的，西医生根本不懂制药。限制中医独立制剂，也就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同样，也是对患者一种限制。这就实现了历史上反对中医、并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提案中医药分家的条款。中医不能配制制剂，本身就是在扼杀中医；组方上报审批，则是蔑视中医的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公然践踏。而且，如果中医配制制剂未上报，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药论罪，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医因此而坐罪犯典。中医秘方得不到保护，中医人格遭受侮辱。

4 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强化西医的教授，将中医四部经典改为选修课，中医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通读过《黄帝内经》的大有人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考上西医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忽视中医临床的教育，而把西医的小白鼠实验搬来教授中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西化教育被中医大学教授自嘲为他们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种教育方法是1950年卫生部所办中医进修学校（实为以西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的翻版和扩大。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12日《中医院校西医课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报道：“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围绕中医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以崭新的思路开展西医基础与桥梁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们首先对中医院校目前设置的西医学基础课程主要知识点在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设置的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0多门西医学基础课与桥梁课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分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课程群，构筑了包括《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原生物学》、《西医诊疗学基础》、《应用药理学》和《预防医学概论》等新的综合性西医基础课程体系，编写出相应的改革教材，并同步进行了综合性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第四，项目在实验教学方面更重视对中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及科研设计能力的培养，把以往单一验证性的实验课传统模式，改革为综合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学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发展中医学的意识与能力。”从这篇对中医学课程改革及安排的报道看，现今中医的教育，已经全然西化，其培养目标就是不培养真正的中医师。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

　　5 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6 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3.4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7 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选中医之中坚分子行使中医之独立行政权，是中医起死回生的首要条件

当今，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阴险性和隐蔽性，真正将中国文化复兴起来。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宏观地说就是21世纪中国人自主文化立场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工程。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