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书法 顾随先生的书法(周汝昌)

顾随先生逝世于1961年,一代名师,京津高校,无人不知,桃李满天下;及今四十年往,老辈渐稀,后生难问,这位近现代教育史上少见的全才,已越来越少有人传写他的风采和造诣了。每念及此,未尝不感叹追怀,莫能自已。

顾随先生名随,字羡季,别署甚多,早期自号“苦水”,故“苦水词人”一称广为人知。其后则有述堂、倦驼庵、糟堂、废翁等号,然非交密者不尽知之。先生为清河人,工诗、词、曲(剧),精于文体理论与鉴赏批评,课堂讲授精彩绝伦,得未曾有!

凡属及门受业,未有不极口礼赞者。 然而,先生的书法,尤为特立独出,而知者言者却至稀而罕遇了。此或由于曲高和寡?抑或八法之事难以笔宣?噫,虽不可确断,亦足以令人怅然喟然。我今不揣,妄加申解,纵不能稍得先生之用笔与风神之绝特所在,聊以填补空白,倘或大雅君子不以为甚大谬,则幸甚至矣。

谨按先生作字应从以下几点来着重理解认识、玩味欣赏。第一是直承晋唐书脉,一笔不容宋元以杂笔劣札羼入笔端。

第二是由欧褚入手,力追二王,而晚境归于小欧(询之子通)。第三是特取唐人写经古法融入贯通。第四是悟知自六朝相承的用笔“拨镫法”之真谛。第五是其草书的独特风格,已达到了古今罕有的高境,难求伦匹。 就笔者一隅之见,先生早年似乎颇受沈尹默先生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之初,犹可觅见这种痕迹。

但这是一种入手的途径,而非墨守的成规,因为沈书的造诣虽堪钦佩,而其用笔却还不能完全满足寻求晋唐真脉者的要求与愿望。

先生当时已脱离了沈派,自己于大欧书法上潜心用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顾先生为什么从沈书入而不肯亦步亦趋,以沈法为终极?这就涉及了中华书法史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感悟书圣王右军之所以为“圣”的学、识、慧、悟的天赋与功夫之人各差异了。

沈老一生以书法书学为专诣,观其所造,路数纯正,气味醇厚,风致高洁,晚年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人人敬慕,得其尺幅以为宝,同世之人罕能比肩,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他有三不足:一、老成持重有余,风流潇洒恨少。

二、缺乏英俊秀拔之气象。三、观其行笔运笔,“使转纵横”不够,遂致变化无多,丰富之感不足。这样,就还不能使顾先生感到满足,使他必然要寻求更好的书法源头和师表。 顾先生常引禅宗大师的话:“见过于师,减师半德。

”他的书识高出常流,看出沈老的局限是误抱“中锋”,不敢舍离,又误认“藏锋”之义而不敢多出锋芒,遂致缺乏晋唐大家的那种骏利明快、流丽遒举的笔致——这就是说,须从根基上重下功夫。

顾先生选中了欧楷,这是入手的必由之正路,“风骨俊伟”,莫与之匹。 但顾先生自云:学欧书,苦于自嫌腕弱,不能尽其遒劲峻拔的法度之美,于是转而求其次,向褚法借径。 无论欧抑或褚,都是运用侧锋臻于极致的笔法大师。

褚本自欧出,其早期的《孟法师碑》最能窥见其师承变化之迹。褚是在欧上加之婉约含蕴,而另生一种秀丽之美。他的字,离“硬”而化“柔”,去“板”而生“活”,一片灵气流动于纸上。 顾先生在40年代早期,得力于褚法者最多。

然而,褚河南毕竟与顾先生的性格不甚相近。稍后,他就倾力学习唐人写经与六朝小碑版。于是,顾先生的字立即再现新姿,一往无前,尽悟晋贤一脉承传的用笔之法。 说来有趣:再后一个时期,顾先生又回到了“欧家”!

这回,不是重习大欧,而是认定小欧——欧阳通。 小欧传世的两名迹,一是《道因法师碑》,一是《泉南生墓志铭》。此二石刻,后者尤胜前者——我记得小欧的《泉志》已是写《道因》以后十二年的新境界了!

那真好看!顾先生一双巨眼慧眼,看准了这份珍迹,专心力学。在顾先生笔下,用不了多久,那种新的笔境立即焕发出大胜往昔的神姿来了。 顾先生的字,得此数家大师之营养,“字向纸上皆轩昂”(杜少陵句,此借用),绝不“躺”在纸面上。

他笔笔鼓立,笔笔到位,笔笔飞动,绝无一丝一毫的松、塌、蔫、浮、滑、走、败。其神完气足,精彩百出,令人叹为罕觏。 自唐中叶以后,未见有书到此境者——我如此说,会招致疑惑,以为我是师生之契,有意张皇……我自问我们是论道论艺,并无“人情世故”羼扰的余地。

我常想:我每次见顾先生的信札,他那满纸的一笔草法,简直无以名之,以至于要给它创一新名叫“草楷”或“楷草”。因为,顾先生才真的做到了“作真如草,作草如真”!

他的草书绝非俗常所见的那种“有墨无笔”,只见满纸“蛇蚓”的缭绕。他是以草之形态而作楷之运笔。 顾先生的用笔,得自古人指示的“拨镫法”。“镫”被清代人误解为“马镫”,大谬。

镫即古“灯”字,诗词中每言“银钅工”者,即此——盖古时油灯是锡碗儿,故灯叫“一盏”。“拨灯”之秘,其实就是篆书变为隶、分、楷法的侧锋用笔之新法。顾先生之解“拨灯”,由实践而悟得,非玄谈虚论,揣测之谈可比也。 讲书法,是困难的;讲顾先生的书法,更是难上加难。拙见不一定即是,而拙文又不善达意。草草窥测,略志大端。不妥之处,方家幸予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