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苏秉琦 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摘要《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文化与文明》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3篇论文,分别代表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探索文明的起源来研究文献以前的历史。

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宏观上描述了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与辽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交往,迸发文明“火花”;并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及对后来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三阶段的思想,为创建他的学说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思想,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文明火花;陶寺;国家形成 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是苏秉琦晚年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他论述最为丰富的阶段。他多次接受《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沈阳晚报》、《 望》、《人民中国》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辽宁沈阳、辽宁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赴会、考察等,产生了20多篇论述,其中大多数是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展开的。

这15个月是苏秉琦晚年精力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敏捷的时期,也是他有步骤地全面

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苏秉琦在这时期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最为直接的原因,是1986年7月下旬他分别接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就辽西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采访而引发的。他在这些答记者采访的谈话中,开始明确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的看法。

他的这一学术看法,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的社会轰动效应。紧接着,他于1986年8月4日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

苏秉琦20世纪80

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5

当前中国考古学两大中心课题之一;还于1986年8月12日在包头文管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强调:“甘肃兰州永登遗址出成系列的‘长彩陶鼓’,内蒙古包头塬上遗址出石砌‘祭坛’,二者年代均属距今四五千年间,与山西襄汾陶寺出‘磬和鼓’墓年代相似,同样具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线索。

”后于1986年8月18日刊出的代表他正式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是归纳总结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并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诸于世,以正式表明他开展中国文化起源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

所以,他在1987年10月写于辽宁兴城的《从中国文化起源到中国文明起源(提纲)》一文中,将1986年正式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作为他学术研究的转折点。

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址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应是围绕这一认识的确立而写的。

11苏秉琦对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

等遗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辽西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的这一认识,大约有3年的思考过程。

最初是在1983年7月下旬考察了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之后谈《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中提出的,他认为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现象是一个重要线索,它的时间可早到五千年前,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样一处遗址。并建议要“抓住这个线索,围绕它可以找遗址、墓地,找来龙去脉”。

从苏秉琦在1986年7月下旬到8月18日这后来果然在建平牛河梁发现了“庙”和“冢”。

20多天的学术活动及论谈的内容来看,他全面他在1984年写的《笔谈东山嘴遗址》短文中提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是因新闻媒体采访、出:“这里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报道他的学术观点引起社会轰动效应而促使他仓‘冢’(积石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促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而是他在做了充分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的准备之后,借助于新闻媒体,以扩大他提出的这一学术观点的影响。

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应是他开始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步骤。

从1986年7月到1987年10月,苏秉琦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其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以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986年10月5日谈《文化与文明》和《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刊发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3篇论文,分别代表他在这期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过程。

一、《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的主要思想和学术目的

苏秉琦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开题就澄清了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概念,指出:“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这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中,首次对“文明史”一词的解释。

他在此时对“文明史”的解释,是因为他对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的定性和意义,在考虑多年之后在这时才开始明确。如他在该文中指出:“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

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 ’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苏秉琦在这里用了两个问号,说明此时他正在思考辽西的发现是否可以从提问的这两个角度去理解呢。

1985年10月13日,他在辽宁兴城讲《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时,对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性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如:“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和附近积石冢群,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

苏秉琦在这时对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性质的认识,与他后来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时对它的认识,几乎是相同的,仅少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一文明起源研究中定性的语言。这表明,在1985年10月,苏秉琦还没有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发现意义提高到中华文明史的高度。

但是,他于1985年11月上旬在山西侯马谈《晋文化研究》时却提出:“在我正写的一篇文章

研究与探索

中有如下一段话:‘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苏秉琦在这里所说的“我正写的一篇文章”是指的哪一篇文章呢?从已公布的苏秉琦在这时期的各种论述中,我们没有找到他所说的这一句话,只是在他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有类似的一句,即:“辽西红山文化三种文化遗迹的发现,已拍下考古纪录片。

片名未定,拟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

取名意图是:这三种文化遗迹的年代要早于五千年。”显然,苏秉琦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也没有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发现意义提高到中华文明史的高度。

《谈“晋文化”考古》一文发表于1987年,但写定于何时?从苏秉琦于1986年10月写《近代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提纲)》中提到《谈“晋文化”考古》一文来分析,应写定于1986年10月以前、1985年11月之后。

从《谈“晋文化”考古》一文的内容分析,可能写定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一文之后、《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之前。因为,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苏秉琦还没有从学术上将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发现意义提高到中华文明史的高度,这与他写定于1986年6月30日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一文中思考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性质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宁朝阳发现的这一组红山文化后期的遗物、遗址群,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或开始解体,以及是否传达了文明的曙光或讯息。

”但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一文中还没有谈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谈及的有关三次主要的古文化迸发出“火花”的内容(见后述)。另外,苏秉琦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已提升了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对三种“火花”内容的认识(见后述)。

以上我们分析苏秉琦在正式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时对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过程,是因为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是他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将“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主要依据。了

解苏秉琦对辽西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过程,有助于我们明确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学术目的。

21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主要学术目的

苏秉琦在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作为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主要依据时,并没有用古国的概念,即没有用“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来说明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背后的社会实体,而仍然使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一文中说明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实体的定义,即“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应该说,这一定义与苏秉琦在1985年10月提出的古国概念是有区别的,所以苏秉琦没有使用古国概念。

那么,这表明了苏秉琦的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他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学术目的是什么呢?

从《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的内容分析,他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学术目的,是希望以此来推进他确定的学术研究主线内容的研究得到全面的展开。所以他说:“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并提出了进一步探索的途径,即两个层次上的时空范围和内涵。第一个层次上的时空范围是辽西大凌河至老哈河之间的朝阳、阜新、赤峰地区的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类型到距今2000多年秦汉统一前的燕文化,并例举了龙类形象的遗存。

第二个层次上的时空范围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研究内容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并例举了他的学术诗作《晋文化颂》的研究成果给予说明。

还首次提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发展了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提出的中原、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史前时期的三次主要的古文化迸发出“火花”的概念,提出了古文化发展的“裂变———聚变———裂变”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