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明宋庆龄 杨绍明(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2岁学摄影杨尚昆夫妇抱着童年的杨绍明合影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1954年,我12岁时,父亲说:“我来教你照相吧。”没想到这相机一拿起就再也没放下,成了我一辈子的事业。父亲是我的摄影启蒙老师。熟悉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小二”,除了“文革”期间相隔两地,其余的时间,我都一直伴随在父亲身边。

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父母,然后就拍居住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虽说父亲是启蒙老师,但他毕竟工作繁忙。

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我有空就向他们请教。 后来我也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谁曾料想,“文革”刚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造反。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驻张家口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恢复工作,我才得以平反,成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的一名摄影记者,终于圆了当年的梦。拍摄“得意之作”父亲最喜欢的两张照片 ,每每拍到自己认为的“好照片”,我都会先拿给父亲看。

印象中,我拿给他看的“得意之作”中,他最喜欢的有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和彩虹的照片。记得那是1963年,北戴河大雨过后,天边出现一道长长的彩虹。

当时,毛主席正在沙滩上休息。多好的拍摄时机啊!我请毛主席站在台阶上看彩虹,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在捣鼓什么,老看着我。我灵机一动说:“毛伯伯,请你轻松一点。”毛主席说:“我很轻松啊!”此时,我按下快门,将毛主席与彩虹、大海连接在一起的画面定格。

这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父亲对我这次“单独出击”颇为赞赏,在他看来,有内涵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另一张父亲连连说“好”的是反映邓小平晚年生活的照片。

当时,82岁的邓小平抱着孙子“小弟”和全家老小一起在海边,“小弟”转过脸来正要亲爷爷。见此情景,我赶快对焦按快门。照片洗出来给小平同志看后,他哈哈大笑说:“真是两个丑八怪。”一旁他家人“提抗议”了,他忙改口说是“两个撅嘴巴”。

爱书之人乐意将藏书与人共享,父亲一生钟爱读书,他的藏书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白天工作繁忙,他只能把读书的时间放在晚上。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他把等待毛主席批件的空隙时间都用来看书。

父亲的藏书粗略统计不下5万册,其中不少是绝版书。首批近万册运抵重庆图书馆时,在现场当起了讲解员。说起捐赠藏书中那套珍贵的《二十四史》和装载《二十四史》的“七巧板”书柜,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当时,毛主席的秘书叫田家英,非常有学识、博古通今,毛主席想要什么书,他马上可以到书摊找到。父亲对他说:“家英,你注意看看,有没有《二十四史》,要最老,本子最大的。”田家英找两个月终于找到了。

父亲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掏钱,这套《二十四史》由一个大书柜装着,用卡车把它搬回了家。记得那是一个最老版本的线装书,书柜占了整整半边墙。后来,毛主席看到父亲的这个书柜爱不释手,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书柜,装的也是《二十四史》,便和父亲开玩笑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

”父亲一口答应了。所以,后来父亲捐赠给重庆图书馆、由15个小书柜组成的《二十四史》大书柜,实际上原属毛主席所有。

“四知堂”的典故行得端坐得正不能自欺欺人,常常有人问我,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我想,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父亲曾几起几落,但始终能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忍辱负重,就是因为他有理想和信念。

父亲出生在重庆潼南县双江镇长滩子四知堂。关于“四知堂”的来历有个典故:从前有个叫杨震的人做了官,有人晚上送来银子贿赂他,并小声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点意思就收下吧。”杨震大声说道:“你知,我知,这没关系,天知就是神知,这可不行,你还是拿回去吧。

”父亲常拿这个典故教育和警示我们,要行得端、坐得正,不能自欺欺人。1993年春节期间,86岁的父亲执意要去登黄山。那天,父亲在警卫人员搀扶下登上山顶,戴着墨镜眺望四周,心情豁然开朗。我用最好的哈苏120相机,为父亲拍下一幅肖像,后来做成了《风云画典——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家》的封面照。这是我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