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汤一介 汤一介:父亲汤用彤是如何认识共产党的
汤一介:父亲汤用彤是如何认识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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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我想当时我父亲和我一样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各种政策和主张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只是因为在解放初,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有非常大的反差之故。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父亲和许多留下的教授一样,很快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好感。我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势力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了出去。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之下,受尽了苦难,特别是有自尊心的知识分子深感耻辱。毛泽东主席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的把中国人百年的耻辱一扫而净。我父亲就是在这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没有离开北大的原因之一,是他有着要“维持”北大的使命。而解放初,解放军进城后,对各校采取“接而不管”的方针,而且任命了他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这或许使他认为北大的传统可能得到维持。父亲拥护共产党了。
在解放前,我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民青或者民联,可是我不仅参加了各种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且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社团“腊月社”,该社是由解放后任北大党总支副书记的林乃燊领导的。在解放后我很快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的干部。
当时北大的中共党员很少,而且许多党员又在解放后离校参加工作或者南下了,因此许多工作都要依靠青年团来做。对我说,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了解我父亲的思想情况。过去我很少与我父亲交谈,这一时期(1949年夏至1952年夏)有机会我就找父亲聊聊。
1949年11月11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父亲知道后,向我说:“祝贺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中国复兴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解放初期我父亲虽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不很了解,但他已经认同共产党了。而且在内心有着一种负疚感,认为他们这些人没有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只是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开始从内心对共产党很是敬佩。在解放后,我没有听到父亲有不满共产党的话。
只有一次在“三反五反”中,让他参加在太庙批斗一位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教授的活动后,他对我说:“当时让北大同仁围了一个圈子,让那位北工教授站在中间,要他交代,那位教授一言不发,大家就把他推来推去,这叫摇煤球。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接受。”我想当时我父亲和我一样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各种政策和主张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只是因为在解放初,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有非常大的反差之故。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北平之初确实相当清廉,这一点和国民党比起来给人们造成一个天壤之别的印象。1946年国民党接收北平时,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那里抢房子、车子、金子等等,在老百姓眼中国民党和“腐败”已经画上等号了。解放军进城以后的纪律严明,共产党的干部清廉公正,特别是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以身作则,他们说到做到,这些都是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拥护的重要原因。
当时经济十分困难,而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还是很优待的,我记得父亲每月有合一千三百斤小米的工资,而党的干部仍实行的是供给制。1951年1月我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党委工作,我们的校长(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和我们一样每年只有两套干部服和内衣裤,一起吃食堂(我们吃大灶,他吃中灶,但其实也差不多),每月只有几十斤小米的零用钱。
1952年院系调整之初,我父亲先于我们家住到现在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园内去了,当时他在另外一位副校长江隆基同志家中吃饭时,别人由南京来送了他两只板鸭,他就顺手送给江隆基同志,而江无论如何不收,这事后来父亲对我们说:“共产党说不收礼,真是说到做到。”
我父亲本来也是一很清廉的人,他对衣、食、住、行从来就不讲究,而且在抗战期间生活非常艰苦,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而他对我们这些子女则尽力使之生活得好一些。有些事往往很难说清,解放初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都很清廉,贪污腐化的是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极个别的,而为什么今天不少党的干部都沾染上了贪污腐化之风呢?是不是真的“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应该由制度上来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