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死了没 “现在的作家没有前一代的深度了”——聂华苓专访
“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
“今天几代的作家都在这儿,真是很激动。”83岁的聂华苓说,“我活过了20世纪,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政治真是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被台湾骂成亲匪。这本书是我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
7月20日,聂华苓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丁玲讲话很政治性,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
记者:1981年的 “国际写作计划”中,有两位女性作家引人瞩目,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还有中国作家丁玲,当时您见到的丁玲是什么样的?
聂华苓:1981年我们请丁玲来爱荷华。当时她患有乳腺癌,刚做过手术。之前,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们到中国,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出想见丁玲,说丁玲正在医院。丁玲知道我们要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还在我家里——她说她等待这一天很久了,很高兴。
去的那天我们给她买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花店。我们带了一篮花去医院,一见到丁玲,想到她受了那么多苦,我和安格尔都流泪了——那时候我们总是会流泪。
丁玲反而笑呵呵地说没有什么,那时她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不需要再被隔离了。她的性格很天真,安格尔开个玩笑,她就大笑,我说一个美帝,一个共产党,都那么开心。她说有个愿望,想去看看美国。
我们说好,一定要请她来。1981年她就受到邀请来到爱荷华,丁玲很好玩,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之前获过斯大林文学奖,应该去过莫斯科,不过没有去过西方,西方世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她住在“五月花”公寓,离我们家很近,没事的时候她跟陈明散步过来。她跟安格尔之间都很友好,我做他们的翻译,丁玲是真性情人,她很少防备什么,生活中完全是放松的状态。
记者:通常丁玲被描述成一个举止刻板思想僵化的文艺领导者的形象,苏珊·桑塔格被称为“美国的良心”,她们都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但是显然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分歧巨大,她们在爱荷华相处得好吗?
聂华苓:她们在一起就是吃饭、玩,也不讨论其他什么问题,“国际写作计划”也就是以文会友。苏珊·桑塔格和丁玲比较,因为她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么都可以谈。
丁玲建国前就受到过批判,建国后她的处境本来好一些,后来“文革”中又受到打击。复出以后她可以讲话了,但是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比较起来,苏珊·桑塔格作为美国知识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严谨的。
实际上桑塔格是很左派的,她也知道丁玲经历了什么,所以她对丁玲很感兴趣。不过她们的谈话并没有政治意味,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大家就是吃饭,聊天,玩儿,中国终于有作家能走出来,大家都为中国走向开放感到由衷的高兴。
跟她们在一起的还有美国诗人默温。很动人的一个情节是,丁玲见到默温的时候,我介绍他们认识,默温很年轻,也很漂亮,他对丁玲很尊敬,丁玲一见到默温就感叹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啊,默温说那是因为我正看着你,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快乐。我说我给你们照个相吧,桑塔格和默温就站在丁玲的两边,他们两个人各自一边,紧握着丁玲的两只手,他们看上去没有一点隔阂。
陈映真被捕,哈维尔逃到了地下
记者:在国际写作计划40年的历史中,有没有计划邀请又没能到达的作家?
聂华苓:哈维尔是答应来但又没有来的作家之一,他不能长时间离开他的国家。我们的国际写作计划只有三个月,在东欧很有影响,尤其是1970—1980年代,东欧还在苏联控制之下,很多作家受到压制,作品不能发表,所以我们请到的东欧作家年纪都比较大。
1987年,“国际写作计划”二十年庆祝的时候,当年许多来过爱荷华的作家又回到爱荷华,波兰裔美籍作家米沃什是我们的嘉宾,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波兰作家,多半是他推荐的。
哈维尔倡导“民权运动”,1968年,我们邀请哈维尔到爱荷华来。他接受了邀请,9月就可以到爱荷华了,8月间我和安格尔去纽约,一天晚上,我们在收音机上找古典音乐,碰巧听到晚间新闻:苏联坦克开向布拉格。
我们立刻打电报给哈维尔,催他和家人立即到爱荷华,全家飞机票将寄往任何他指定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苏联进入布拉格之前他可以收到电报,先到维也纳或西德,再到美国。杳无音讯。捷克从此与外界隔绝。
我们不断打听他的消息,哈维尔转到地下了,哈维尔戏剧被禁演了,他的书被禁止出版了,他被捕了等等。那年陈映真也是被邀请了又不能来,那年我们在五月花公寓为他们订好的两个房间就一直空着。我们每年都会在五月花公寓给三十多位被邀请的作家订好房间。那年有两个作家始终没有来,一个是捷克的哈维尔,一个是台湾的陈映真。陈映真是被捕了,哈维尔逃到了地下。
帕慕克很沉默,张贤亮害怕回不去了
记者:1985年参加 “国际写作计划”的有20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还有大陆作家张贤亮和冯骥才。他们有什么令您难忘的表现吗?
聂华苓:帕慕克是1985年到的爱荷华,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到33岁,已经出版两部小说。在那批被邀请去的作家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有的作家习惯白天睡觉晚上写作,帕慕克很少参加我们组织的活动,就在那儿写作。
那时他大概正在写《白色的城堡》,生活日夜颠倒,写作通宵。我们的安排是不参加组织的活动也可以,自己写东西也很好,他到我家来过,可是我跟他接触并不多,那时候帕慕克还是一个新起的作家,名气还不是很大。
我对他的印象是人很深沉、很沉默,不像是很容易交往的样子。那一期大陆被邀请的作家是张贤亮、冯骥才,他们比较活跃,不过也只是在华人圈子里面活跃,因为他们英文不好,平时就吃喝玩乐,状态很轻松,他们经常会跑到我家,我跟他们接触很多。
记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文化会给作家留下什么特别的烙印吗?
聂华苓:烙印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表现方式不一样。张贤亮和冯骥才到爱荷华的时候,大陆正在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多作家是批判的对象。写《苦恋》的白桦,是1988年到的爱荷华。
大陆的作家政治警觉性比较高,有一天晚上张贤亮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怂恿他叛逃,电话说你也许回不去了,我们可以帮助你留下来,留在美国或者去台湾。张贤亮就很吃惊,也很害怕,他嘀咕说,这是什么人呢?搞不好我就回不去了。刚好这时候“国际写作计划”结束,他跟我说要在结束仪式上讲话,他要澄清,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讲话可能就会回不去,他要避免回不去。
萧乾很小心,刘宾雁要研究美国社会的毛病
记者:萧乾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位来美国,也是第一次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当时为什么会邀请萧乾?在您的视野里,当时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是怎样的状态?
聂华苓:1979年就终于能请中国作家到爱荷华了,我们想第一次来一定要语言通、对外面又了解、交流没有障碍的作家,我们就想到萧乾,他英语好,又有过海外经历,在江湖闯荡过,见过外面的世界。
中国作协也同意他来。他来之前我跟安格尔说,太好了,终于要来了。第一个中国作家在中美建交以后到爱荷华来,其他领域包括科技领域也还没有这样的交流,这个交流不仅在文学界是第一,在所有的交流里面都是第一。
所以我们搞了个“中国周末”主题讨论,请了台湾作家、香港作家、海外华人作家,二十个人来。我们建国三十年来都没见到过大陆来的作家,跟大陆的文学界是隔离的,因为我们不能回国,也请不到大陆的作家过来,见到萧乾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大家都要跟他讲话、跟他聊,他都应接不暇。不过萧乾很稳重,很小心,不敢随便讲话,对于别人的提问——不是刁难只是有些敏感的,他不回答只是笑一笑。
刘宾雁又是另外一种人,他一到美国就对我说要了解美国社会,它的毛病到底在哪里,美国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问题,他很想研究。到了爱荷华他就要报纸、杂志,像《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之类的,他英文不错,他太太朱虹的英文也比较好,刘宾雁还自己找资料。
一到爱荷华就写信给他认识的中国人,要一个在芝加哥住的中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一本书,他要看那个人写的书,要研究美国社会,毛病和优点在哪?我们安排的活动他也不参加,就做他自己的研究。
1956年他发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揭露批判官僚主义,1957年被划成右派,1979年平反,发表《人妖之间》,从各种角度和观点剖析王守信的贪污案。
刘宾雁对于“反右”和“文革”二十几年的经历很少怨言,他甚至庆幸自己被打成大右派,他说,“反右”以前,我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打成右派以后,我忽然被打到底层,才有机会了解老百姓,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
记者:从1978年到现在,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华语文学的三十年。您现在看当代的华语文学,跟1978年看的时候会有很大差异吗?比如您当初对作家的判断,对作品价值判断在今天看还是准确的吗?有没有失准的时候?
聂华苓:三十年之后看当年对作家的判断很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很难把这个时代的作家跟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张贤亮的《绿化树》写得很好,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也都很好,文字的功力和思想的深度都很好,但他只能代表他的时代,王蒙也只能代表他的时代。
现在的年轻作家比如莫言、李锐、刘恒、苏童、余华、毕飞宇,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时代。后来的作家我接触得就不多了,需要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才能领略到现在作家的风格。
最近我到香港做“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审,从三万多作品中初审出来的作品看,觉得大陆作品是有本土气息的,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验在其中,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属于岛屿文学,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作品都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系在那里。现在的作家已经没有以前那一代作家的经验深度、思想深度和文化深度了,这是今天的作家跟前辈作家的重要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