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结局 张东荪间谍案:毛泽东亲自点名称其勾结美国

如果说张东荪的命运给人一种惨不忍睹的伤痛,那么潘光旦的转向就是撕扯人心的哀痛。前者涉及身体的麻木、沉沦感受,后者却关乎暗箱般的心灵煎熬。杨著中的潘光旦一文读之震撼,是这么多年来最让人揪心、欲哭无泪的篇章,时至今日我们才清晰地明白,“岁月犹如杀猪刀”,是怎样把一位知名学人活生生地修整成无用的“政治人”。

当时为了敲打民盟右翼,就必须把潘光旦弄成敲山震虎式的批判对象。正像北京市委给中央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潘“先后检讨五次,并且大哭一场,仍未过关”。而且每次长达三个小时的检讨之后,推心置腹的坦白又会引起与会群众的更大反感,形成无解的恶性循环。最为可怕的是,学校党总支专门安排潘光旦去北大参加极右分子周炳琳的全校检讨大会,让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态、师生肯定、最后顺利过关的场面,施以强大的震慑,又让潘光旦复盘同样的阵势,直到他彻底服输为止。他逐渐学会“向人民低头学习,看齐工农劳绩”,对马恩毛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札记,努力模仿共产党的思想语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贴近,加快自己知识结构的更新与启动,多次表示:“我争取站进人民队伍中来,全心全意跟着党与毛主席走。”

从杨著披露的潘光旦1961年日记片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态度极其认真,积极反省改造过程中的自身不足,有些言论“左”的程度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当时他自我感觉已与新社会日渐交融为一体,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还专门表扬他“终于攻破了自己的堡垒”。

我们不能责怪潘光旦,只能痛恨肥沃生长的极“左”土壤和高超的“洗脑”技艺。杨著“潘光旦”现象的描述,极其少见地揭示了在二十世纪长时间段内知识分子整体放弃抵抗、失去担当的责任问题,应该是近些年来出版物中最让人长考、最有贡献的时代话题之一。

《忍不住的“关怀”》中还有一位传主是当代国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的出场及下场预示中国政坛变幻莫测、政治无情的冷酷特点。他就是长期担任《大公报》领导职务,被供上“牌位”的王芸生,他曾经为《大公报》呕心沥血,又是他把《大公报》钉上“耻辱柱”,亲眼看着它奄奄一息而被疯狂浪潮呑没。

杨先生充分利用新发掘的大量史料,全面展现了王芸生既与《大公报》相互“烤火取暖”、又不得不“揭旗造反”的扭曲过程,其用料之精、判断之准、分寸之好都令人称绝。在书中,杨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善意同情与理解深深感染读者,这是糅合在学术理念中最美好的人文关怀。

让我们最感诧异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王芸生批判上海资产阶级分子的文章如此犀利,责骂毫不留情。他不仅在报上论战,还直接到大会现场当面批判胡子婴等资方头面人物,言语上纲上线,不惜得罪一大批旧日老友。这可以看出他在新社会的转型极其顺手,自己以为是苦孩子出身,与执政党有天然的思想联系。

正是由于王芸生唾面自干,一度获得高层的政策宽待。毛泽东曾许诺:《大公报》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周恩来也当面表态: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但是形势强于人,新社会已经容不下私营报纸的生存,连买纸印报的钱都不得不向政府申请帮助,缺少自主权。而且新闻管控加大,千报一面,编报已使人“瞠目束手”(徐铸成语)。

王芸生终于认识到自主编报的不可能,无法重返或复制过去红火的报人生活“现场”,只能一遍遍骂《大公报》为“反动统治的帮闲和帮凶”来换取暂时的喘息。最可怜的是,按照官方的口径,他将自己的引路人、原《大公报》三位开拓者做了妖魔化的描述和批判,自己内心都无法安宁和获谅。就像党组织对他所做的内部评价那样:“解放后,他很努力,努力维持他的地位,工作积极,极力和党靠拢,而内心是不舒服的。”

王芸生那时已有意退隐,不愿或不能过问报社事务,以致1957年鸣放时群众对王社长多有意见,竟认为他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之风。人们哪能深入他的苦闷内心,谅解他做事的难处。我手头抄录有一份1957年5月29日王芸生在报社内部的讲话稿,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充,帮助了解他惶恐沉重的心机。他坦率地回忆这几年办报之难:“每天惊心动魄地发稿,抢新闻,连犯错误,李纯青同志哭了,我昏了。什么老记者、老经验,一点把握也没有,心中无数,简直是受罪。这样当然办不好报。发行数由十九万七千份跌到五万多份,天天赔老本,基础在垮。”他感叹《大公报》诸多变迁,已经丧失了基本阅读队伍,这就意味着一张大报的死亡:“人也变了,大公报所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变了,老的死了,没死的也改造了。大公报今天要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

王芸生在会上宣布,决定从6月3日起,半天学习,半天到报社办公。然而历史再也不能给他任何机遇,几天后反右风暴骤起,彻底浇灭了他残存的办报热情。

贫困家庭出身的王芸生天生具有一种革命的起因,在社会转型时机成为一个积极投入者,他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伤人之重,就是自以为漂亮的“反戈一击”。可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打消了办报的梦想,思想不得不沉沦麻木,靠着否定自己和《大公报》来“张扬”所谓的进步性。《忍不住的“关怀”》很好地写出王芸生身上交集的多种矛盾,深刻呈现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无法定位的错失感,王芸生的理想破灭与槁木死灰,就是最为典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