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单骑》：“黔驴”张艺谋应当闭嘴

对自我救赎的放弃、内心里听之任之的不安、水泥般凝滞的欲望与痛苦，以及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的陌生，这些在小说集《都柏林人》中被暗示的人类社会症状，乔伊斯称之为“麻痹”——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与一百年前的爱尔兰有什么不同。于是，像《千里走单骑》这样苍白干瘪的电影可以令我们流泪，这当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至少与《无极》相比，张艺谋的这部新片并不张扬；他也反复说拍它是为了了结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与青年时的偶像高仓健合作云云；再加上《十面埋伏》活该遭受的如潮恶评——仍无法卸去对张艺谋的迷信的观众们隐约觉得，这一次，他应更多是在完成一件私人性质的人文作品，而不是好大喜功的商业巨制，基于他早期电影中对人心细腻深刻的描述，我们或可再有机会体味久违了的“张艺谋风格”。但看过电影后，终于明白：浪子若可回头，为何金都不换。

理想地说，艺术家创作时的底线是：他仅是在表达自我，并彻底摈弃了思忖这作品将得到别人如何评价的杂念。一切商业艺术当然皆是位于这条底线之下的——然而，市场高于艺术的原则，在这里并不适于作为可以蔑视《千里走单骑》的首要原因，至多借此对影片里那台电使不尽的索尼相机表示艳羡罢了。

既是商业电影，张艺谋再次对观众们掀起了裙摆，露出了滥情二字。有人说这部电影过于煽情，无疑过誉——煽情也分真诚的与为煽而煽两种，后者即是滥情的准确解释。琼瑶剧集、《我的兄弟姐妹》，还有这部《千里走单骑》，皆为滥情极品。它们如摆在捐精室里的情色画册一般冰冷而严肃，只要逼出人类的体液，那就你好我好、皆大欢喜。

与《花花公子》中的模特因过于丰满而类似塑制一般，滥情戏中的人物感情因过于浓烈而显得虚伪。如高仓健离去时小男孩恋恋不舍地追车，以及男导游被高仓健感动而退回导游费两段都显得太过了，这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质朴程度没一点关系，而是智商问题。片中作为主线的父子情干净得像初恋一般，结怨与解怨比孩童们玩耍的过家家还要轻率，很难想象，高仓健是如何入戏于这种单一枯燥的情感，并不禁令人失笑地端出那种酷如化石般的阳刚表情。

当电影行进到高仓健已得到儿子原谅却仍坚持要留在云南拍傩戏时，我曾对剧情产生过一丝幻想——儿子说不准哪天就会死掉，并说明拍傩戏并非如何重要的前提下，父亲为何死活不回日本？若不是他脑子坏掉了，那就是这个固执的老男人在完成自己姑妄认为是的儿子遗愿时，已将这个事看作某个比看儿子最后一眼更为重要的东西，成为了他成全自己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若剧情这样走，角色或许会复杂丰富一点——但电影并非这样，什么人的脑子确实坏掉了。

一部好的商业片不应该让观众轻易嗅出它从传送带上留下来的机油味，《千里走单骑》则不然。在那些不指人心，却考验消化系统的滥情桥断之外，刻意逢迎的商业伎俩还有很多，譬如滇西景色、少数民族风情，以及那些用小孩大便、犯人跳扭腰舞等场面支撑起来的蹩脚幽默等等，特别是剧情里一步一个生硬的小转折或小高潮——这也确是曾此片编剧、曾为《康熙微服私访》写本子的邹静之在行之处。

干脆些讲，《千里走单骑》就是一部你听不到它胸膛内传出任何跳动之声的电影，因为制造他的人再也不是那位在高粱丛里黑硬干瘦的创造者，而是一位被光环箍坏了脑子的文化投机者。从《英雄》、《十面埋伏》再到这一部，张艺谋在上世纪掉进水里的人文气质，终于消失得连一丝涟漪都不剩了。

文/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