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翻译室专家过家鼎大使:联合国的翻译工作
外交学院兼职教授讲授《外交翻译与外交实践》。主编有《汉英时事外交词典》、译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著)、《巴顿将军》、《基辛格回忆录》、《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译英)等。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现有一百九十一个成员。1971年10月恢复我合法席位时只有一百十几个成员。
联合国宪章是用中、英、法、俄、西(班牙)五种文字写成的。宪章规定这五种文字同等有效,因此这五种文字就成了联合国的正式语言。
在我国代表团返回联合国之前,占据中国合法席位的台湾代表从不使用中文,因而中文作为正式语言只是徒有虚名。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实际上是英、法文。1973年,联大通过决议,将中文等五种文字均列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后又将阿拉伯文列为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恢复我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在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由七十余人组成,其中翻译人员共七人,四名英文、二名法文、一名俄文。英文由我负责,四名英文翻译中,章含之和唐闻生负责口译,施燕华和我负责笔译。
联合国秘书处有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主要分笔译(translation)和口译(interpretation)两大部门,笔译和口译处又各分五种文字(后增为六种)。为我们中国代表团服务的就是笔译处的中文科和口译处的中文组。
中文笔译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员),中文口译组共二十余人,全部是当地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用中文发言,他们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必须译成中文后才能重新表决。从此,在联合国秘书处内中文的地位突现。
从1971年到1981年,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近十年。在翻译工作方面,除了翻译和审定中国代表团参加各种会议的发言稿外,我还负责与联合国秘书处笔译中文科和口译中文组的联络工作。根据中国代表团领导的意见以及我同联合国翻译人员的反复切磋,我们对联合国的翻译工作取得了以下一些共识。
一、扩大知识面。联合国大会一共有七个委员会,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环保、海洋甚至宗教、民族、妇幼、卫生、保健、预算等各个领域。
安理会涉及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世界上的热点问题,一旦爆发,就会提到安理会来讨论。因此,作为翻译,必须掌握上述各方面的基本知识,紧跟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事态发展。
二、对翻译提出严格的要求1.对翻译的基本要求是“忠实准确,通顺易懂”。
在忠实准确方面,过去由于中文在联合国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文的翻译文件中存在着不少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中文文本,内容不够准确,同其他文本也有些出入,例如:
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英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
中文是:“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宜改为:“所有会员国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亦不得以任何同联合国宗旨不符的方式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This is the last day in the year(Yom Kippur) when they (Israel ) would have started a war.”这是1973年10月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第四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时,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为以色列一方辩护的发言。
意思是说:“Yom Kippur”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类似新年),因而,以色列在这一天是决不会发动战争的。
译者对发言者的意思没有吃透,缺乏有关“Yom Kippur”节日的知识,故将此句译为:“这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他们本可以发动战争。”这一译法与原意正好相反,应改译为“在这一年的这一天,他们是绝不会发动战争的。”
在通顺易懂方面,由于联合国的中文长期受台、港方面的影响,语言不规范,文言与白话混杂,文字诘屈聱牙,有的意思不够确切,甚至有错误。
例如,宪章序言中称“Have resolved to combine our efforts to accomplish these aims”。中文是“用是发愤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其实,应译成:“决定同心协力,以实现上述目标。”
又如:“Review of the Situation”一直译成对形势的“检讨”。应改为对形势的“回顾”或“评估”。过去,将“the two communities of Cyprus”“Greek community”和“Turkish community”译成“塞浦路斯的两个区,‘希腊族区’和‘土耳其族区’”。
应改为“塞浦路斯的两族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Sierra Leone”译成“狮子山”,后改为“塞拉利昂”。
2、必须注意政治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政府组织,既是政治论坛,又是决策机构。联大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各国必须执行。各国代表的发言都是代表政府的,联合国不是一个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论坛。因此,必须注意用词的政治含义(political connotation),不可掉以轻心。
例如,安理会有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中,对“领土”一词的用法就是一个联合国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这个决议的关键部分,英文是“Withdrawal of Israel armed force from territories occupied in the recent conflict.
”法文是“Retrait des forces armees israeliennes des territoires occupes lors du recent conflit.”
英文中,“领土”一词用的是没有定冠词的“territories”;法文中,“领土”一词之前用了定冠词:“des territoires”。以色列、美国等倾向于英文本,因为英文本中的“territories”只是一般多数,可解释为撤出一部分领土而不是全部领土。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则倾向于法文本,因为法文本中的“des territoires”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其所占的全部领土撤出。
又如:“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最初被译成“Jewish nation”。当时,我们是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Nation”一词的含义引起了一定的误解。
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后,美国代表团人员立即来找我,询问中国政府不承认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有了改变。这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后来我们就把“犹太民族”改译为“Jewish people”,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误解。
又如:“中国大陆”不能译为“mainland China”,因为这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含义,即除了“mainland China”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China”。应译为“China’s mainland”或“the mainland of China”。
“中国台湾”的译法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理念,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含义。一般来说,“Taiwan, China”是最合适的译法。其他译法,如“Taiwan-China”或“Taiwan(China)”等,均不够妥当。
1973年,联合国决定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的名单中取消。过去,在联合国的文件中,“香港、澳门等地”曾被译成“Hongkong, Macao and other countries”。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错误。经我们努力,在联合国的所有文件里,规定台湾、香港或澳门都只能列在“地区”(area or region)的标题之下,而不能列在国家(countries)的标题或项目之下。
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知识和语言水平。从1971年到1981年,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国际上美苏两霸争夺,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在国际上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当时,我国尚未实行改革开放,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翻译工作的提高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在联合国范围内,中国面对一百十几个成员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传达正义的声音。客观形势逼迫我们不能不重视翻译工作。
从1971年到1976年,乔冠华团长每年来联大发表了讲话,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表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在国内都准备了英文的译文,到纽约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力(包括唐明照副秘书长),吸收联合国口译组的优秀翻译(如熊元夏,国民党将领熊式辉之子),一起逐字修改英文稿,使其质量有所提高,尽量接近“信、达、雅”的水平。
讲话发表后,联合国的翻译均对照中英文进行学习。他们发现,祖国的语言有很大发展,必须经常阅读《人民日报》《北京周报》《新华电讯》等,才能跟上形势,通晓祖国的语言,搞好翻译工作。
例如,联合国决议的执行部分(operative part)中经常出现“regret(遗憾)”、“deplore或condemn(谴责)”的用词。对“deplore”的译法,“惋惜”“痛惜”都不甚满意。
七十年代,“consensus”一词在联合国里频频出现,它不同于“unanimity”。“unanimity”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在表示赞成(in favour),而“consensus”可以不经过投票,只要没有异议(no objection)即可。
多年来,联合国内,将“consensus”译成“协商一致”,“协商”是准确的,但“一致”可能与“unanimity”混淆,不够准确。后来,“consensus”译为“共识”,“reach consensus”译成“达成共识”,比较确切。
关于联合国翻译人员的组成问题,当时的在职人员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华人。联合国急需从中国大陆招募一批熟悉大陆语言的青年(native speakers)来充实翻译队伍。
然而,同声传译是一项专门技术,在中国是空白。后继无人,无处***,怎么办?当时,联合国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加拿大人戴维逊(Davidson)对中国十分友好,他很关心中文的翻译工作。经过多年的接触和交流,戴维逊主动建议,由联合国出资,请中国的外语学校帮助联合国培养一批口译人才。
为此,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科于1978年11月亲自率北外的有关负责人来纽约与戴维逊和联合国口译处长等进行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每年为联合国培训25名口译人员,由联合国每年为每人出资6000美元。培训期为两年,学员毕业后必须为联合国服务,不得流失。
这项协议付诸实施,连续十余年,为联合国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同声口译人才。随着老的翻译人员陆续退休,这批在国内培养的新人逐步充实了联合国翻译的队伍。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已自己设立了翻译学院,培养和向全国输送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和同声传译。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几个阶段。50年代和60年代,联合国成了美国的表决机器。除苏联(共三票)和东欧国家(六票)外,大多数国家都唯美国的马首是瞻。70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联合国内的形势大变,美国常处于少数乃至孤立的境地,联合国被美国贬称为“多数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70年代期间,美苏两霸争夺,有些问题属无原则的纠纷,对之我们往往采取不介入的超脱态度,暂不参加某些机构的活动,如托管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以及一些专门机构等。在安理会内,也创造了一种“不参加投票”(non-participation)的方式,即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也不弃权或缺席。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我日益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交流方面的核心作用。我们参与了联合国所属的一切机构和活动。联合国的翻译人员面临着新世纪的更大挑战,任重而道远,他们一定会挑起重担,开创联合国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