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是被乔安山害死的 图:昔日战友乔安山回忆雷锋 他就是我的家里人
雷锋墓前的雷锋塑像 新华社记者王玉山摄
乔安山和曾经与雷锋一起驾驶的汽车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王玉山摄
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 (记者王玉山)雷锋,多么熟悉的名字,熟悉到似乎任何阐述都显得多余。
作为中国少数几个以头像传世的人物之一,这个脸上始终洋溢着纯真笑容的年轻人,用他那近乎完美的榜样形象,伴随并影响着一代又代人的成长。
在雷锋牺牲近半个世纪后的这个春天,从中国的西南到东北,从长沙望城县到抚顺望花区,4位曾与雷锋共同生活过的古稀老人,向记者重述雷锋往事。
他们正一天天老去,只有雷锋,不变的雷锋,永远年轻。
雷孟宣:雷锋是个精致的人
湖南省望城县,雷孟宣家简陋的客厅里,墙上挂的最高的是毛主席画像,挂的最多的是他出席各种雷锋纪念活动的留影。
雷孟宣今年78岁,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任湖南雷锋纪念馆馆长,一直到1995年退休。
老人体型瘦削,白发稀疏,戴一顶高皮帽,双手总抱着一个硕大的瓷茶杯,说话时,浓重的湖南口音随着升腾的热气,四处飘散。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在望城县一所小学当老师的雷孟宣翻看一本军队文艺杂志时,看到一篇署名为“雷锋”的文章。一开始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不错的雷孟宣紧接着发现:“雷锋”,竟是同宗族的雷正兴。
雷孟宣年长雷锋7岁,两人母亲关系比较好,相互之间来往也较多。雷孟宣和雷锋在一起砍柴的时候,常常把一捆柴竖在十多米外,然后甩柴刀,看谁能击中……
1950年春天,雷锋的家乡土改时,没收地主财产,雷锋分到一个特别的“胜利果实”:一件白衬衣。
雷孟宣记得,那个夏天,雷锋上学时天天都穿这件白衬衣。老师问,你这个白衬衣不错,领子每天都很干净,有几件啊?雷锋说,只有一件,上学时穿,放学回家洗干净就晾起来。
“雷锋是个精致的人。”雷孟宣说,“他上学时红领巾打的结就像打领带一样,头发还有刘海……”
爱笑,是雷锋带给雷孟宣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上学时,雷锋有一个外号叫‘浮头鱼’,就是说他性格开朗、活泼,学校里只要有活动就少不了雷锋。”
在雷锋存世的大量照片中,几乎每一张他都面带笑容。即便是和很多人的合影中,雷锋那灿烂的笑脸,总会吸引人多看上一眼。
雷孟宣认为雷锋还是个脑子很活的人,按望城当地的说法是:“眨眼上一步”——眼睛眨一下,脑子里就能往前走一步。
1956年7月15日,雷锋从荷叶坝完全小学第一届第一班高小毕业。当时,全班47个同学,绝大部分都想升学,考取当地的望城一中,只有雷锋主动回到农村。
“这并不是说雷锋那个时候觉悟就很高。他是个孤儿,没有钱,上学是要掏学费的。”雷孟宣说,“雷锋找到乡长彭德茂,说要找点事做,找口饭吃。解放前,彭德茂在长沙到宁乡的一条老公路上拉黄包车,雷锋的父亲在这条道上抬轿子,两家距离很近,关系也很好。”
雷锋很快被调到乡政府。彭德茂不识字,上级发来文件,一般都由雷锋念给他听。4个月后,雷锋被调到县委当公务员时,雷孟宣早已在县城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俩人距离更近了。
“雷锋挎着驳壳枪到我们学校,我拿着他的枪看,他不让拿,怕出事。雷锋个子矮,把驳壳枪的带子弄得短短的。我那时候很羡慕他,有枪。”那段时间,雷孟宣经常被县教育科喊去帮忙,和雷锋及雷锋周边的人有较多的接触,“在县委,同志们都喜欢他。大家有一个感受,有时间的话和小雷聊天,很有趣味。买了好吃的,会说,小雷呢?要照相了,还会说,小雷呢?”
后来,随着雷锋报名到团山湖农场、到鞍钢,天各一方的两个人,也渐行渐远。雷锋牺牲后的这几十年来,雷孟宣在全国许多地方作报告学雷锋,坚持弘扬雷锋精神。
“你知道我怎么理解雷锋精神?”雷孟宣说。
“爱!所有的一切归纳起来就一个字,爱!爱党、爱国家、爱人民,从身边爱起,从家里爱起,从事业爱起,雷锋这种爱的精神,也赢得了全国人民对他的爱。”
张兴吉:我坚信雷锋是个好人
四川南充市吉隆街附近,一座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就住在最高层。老人和雷锋同岁,都是1940年生人,但入伍比雷锋早一年,1960年任雷锋所在班班长。
张兴吉初次见到雷锋,是在欢迎新兵大会上。
“1960年1月的一天,差不多上午10点钟左右,全团新兵老兵在操场上集合,都站着。雷锋在台上代表新兵发言,他个子小,还穿着大棉袄。有战友就在下面嘀咕,怎么这么小啊,裤脚还挽着。”张兴吉当时就站在队列当中。
“雷锋发言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首长、战友们!声音很大,下面大家赶紧鼓掌。谁知道还没等雷锋开始念稿子,东北风大,把稿子吹跑了。大家伙就在下面偷偷地笑,有的还说,咋来当兵的?”张兴吉回忆。
张兴吉觉得这个兵“好玩”,没想到接下来就分到运输连,成了自己的同班战友。
宿舍很大,一个半排或者两个排住在一个屋。营房破旧,上下铺都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头一晚上张兴吉主持开班务会,让战友们相互认识一下,同时排站岗的时间表。张兴吉记得雷锋当晚站最后一班岗,还给老兵打水洗脸。
这个小个子湖南兵很快引起了张兴吉的注意:
“雷锋最大的特点是勤快。我给他总结了‘三勤’:嘴勤,走路时嘴巴也在动,背毛主席语录,见人都问好;手勤,早上起来打扫卫生,几乎都是他打扫,平时积极帮厨洗菜;学习特别勤快,业余时间都拿着书,毛主席著作那时候很少,一个班才一本,雷锋就抄,给大家一个人抄一本,7个人,这个学习毅力不得了,白天黑夜都在学习,凡是有灯的地方都在学。”
张兴吉记得,当时班里其他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连信都没法写。战友乔安山开始连“乔”字都不会写,都是雷锋教他。
当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雷锋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当时很冷,零下40多度。每个人只有一床被子,一件大衣和毯子,我们在班里烧炉子,站岗的要添煤,大家表现都很好。”张兴吉说。
作为班长,有时候难免批评其他战士。张兴吉说,雷锋也是个有个性的人,是对的就是对的,有点倔。有次星期天,雷锋请假出去很长时间不回来,违反了部队规定,回来后也没吭一声。在当晚的班务会上,雷锋当着同志们的面做检讨,但也没有说出去做好事了,只说碰到战友,耽搁了一两个小时。
1961年,雷锋当上副班长后,和张兴吉的交流更多了。此前的1960年11月8日,两个人还同一天宣誓,同一天入了党。
班里其他人思想或者生活上有问题,往往都是雷锋去谈心。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谈不上,战士每个月只有6块钱津贴。战士周述明家里比较穷,雷锋以周述明的名义给他家里写了一封信,还寄了20块钱。
张兴吉说,乔安山是班里最笨的一个,全班包饺子,乔安山怎么学也学不会,以后就专门负责烧火。运输连的车都很破旧,新兵都想多开车,好提高技术,雷锋就专门和乔安山开一个车,有意识地多教他。
和雷锋共同生活的2年8个月,雷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已成为张兴吉一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珍贵回忆。这些年,他常常思考,22岁的雷锋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觉悟?
“本质上,雷锋有一种感恩的思想。”张兴吉说,“他的本质决定了这些东西。我坚信雷锋是个好人!”
陈广生:这个士兵不简单
尽管已进入3月,沈阳仍是寒风凛冽。
端坐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有着“第一个写雷锋”之誉、曾是雷锋生前所在团俱乐部主任的陈广生今年已80岁高龄。老人满头银发,声音洪亮,除了耳朵有点背外,精神矍铄。
书房里摆放着许多与雷锋有关的书和物品,几个厚厚的夹子里,甚至有雷锋牺牲前他的作品《向阳坡上长劲苗》的第一次打印稿。
雷锋当兵前后的那三年,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在陈广生的记忆中,那时候国家特别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军队供应也不足。团党委号召干部战士节约零食,支援地方和老百姓,共渡难关。
1960年七八月份,雷锋事迹开始出现。当时连队到团政治处汇报,常常讲起雷锋的事迹。陈广生当时是上尉正连干部,平时爱写点东西,所以也经常听汇报,找素材。
“当时团里收到两封信,分别来自抚顺市和望花区,一封明确找雷锋,另一封找一个小个子兵,原因都是说他送了100块钱。”陈广生说,“那时候200块钱相当于现在两三千,一个新兵津贴每月只有6块钱。这200块钱对我们震动很大,当时大家都勒着裤子过日子,都很困难。后来一查是真的,团政委韩万金当时就对我们说,雷锋这小子,真了不起!”
陈广生主动请缨,陪同宣传股长吴广信到运输连调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找雷锋本人谈话。
“吴广信问的很仔细,当谈到母亲死的情景时,雷锋就哭,我们心里也很不好受,在旧中国都受苦。吴广信哭了,我也眼泪往下掉。”谈起往事,陈广生声音哽咽。
后来,吴广信让陈广生根据谈话写成一篇《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的材料给韩万金政委看。韩政委感觉雷锋文化程度不低,让雷锋自己改,雷锋把标题改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我一辈子没有放弃宣传雷锋精神,就是这两句话触动了我。”陈广生说,吴广信也说这个士兵不简单,不是文化程度问题,而是感情问题。
因为亲友中曾有人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陈广生为了入党,奋斗了10年。而雷锋入伍仅10个月就入党,他至今看来都觉得是个奇迹:“我那时候当兵都十几年了,没有发现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就入党的。”
满怀激情的陈广生在1961年1月份就挥笔写就了一篇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文章长达3.7万字,题为《向阳坡上长劲苗》。投稿时,编辑说太长,压缩到一万字就发。正在北京写《地雷战》剧本的陈广生不愿意删,就以没时间推掉了。
一年后,陈广生回到团里,韩万金政委对他说,你离开一年多,雷锋又有新发展,荣立三等功,先后当了副班长和班长,还是抚顺市人大代表,我看三万七千字不是长了,而是短了。你把别的工作放下,专门写雷锋。
运输连当时正进行国防施工,陈广生找雷锋谈话,雷锋不和他谈,说忙,没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有次我也不客气了。那时候乔安山和他开一辆车,我把小乔拉下去,我说我和雷锋出车,给他当助手。路上问他啥,雷锋都不吭声。后来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中间休息,他说,别再写我了,我才当兵不到两年,哪有什么先进事迹,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干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陈广生说,“对雷锋精神的评论可以‘拉一车’,但我看就这几个字最合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乔安山:他就是我的家里人
当年的小乔已变成老乔——只比雷锋小几个月的乔安山今年整70岁。
在乔安山位于抚顺市的家里,最明显的摆设就是一尊系着红领巾的雷锋半身铜像。乔安山说,每天看见这个铜像,都仿佛看见班长。
1959年8月,在鞍钢弓长岭矿,乔安山第一次见到雷锋。
“我们宿舍是个平房,标准是住4个人,后来增加了一个。有一天我下班,看到又来了一个人,就是雷锋。我想,住4个人挺紧张,5个人挤,现在又来了一位。我们俩握了个手,我站在那比他高,虽然他比我还大一岁。”那时候的乔安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和面前这个人从此无法分隔。
当时,乔安山在炼铁厂,雷锋在焦化厂。焦化厂正在建设中,所以雷锋只上白班,而乔安山他们要三班倒。在乔安山的记忆里,宿舍里除了雷锋,其他几乎都是东北人。而雷锋晚上写日记的习惯,也让从未上过学的乔安山觉得很新鲜。
直到抢运水泥事件发生之前,大家都觉得雷锋很普通。
“湖南人,说话快,听不懂,我让他慢点说,他就笑。不过在工厂,没见他生过气。当时宿舍有文化、能写信的人很少,写信很困难,雷锋就帮助大家写信。”乔安山说。
1959年11月14日夜里十点多钟,在雷锋的带领下,全宿舍职工紧急抢运了焦化厂7200多袋差点被大雨淋湿的高标号水泥,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在下起豆粒大的雨点时,雷锋用自己的被子盖水泥。
“他一动员,大家伙都起来了。后来,雷锋又跑回宿舍拿被子,一个老师傅当时就拽着他:小雷,这样不行啊,晚上怎么睡?雷锋说不要紧。这个事在矿里影响很大。”乔安山说。
如果没有雷锋的带动,乔安山压根没想过去当兵。
1959年,乔安山月工资48块钱,在当时算是高工资。而且来年马上就要涨到50多块钱。对于家在农村,生活比较困难的乔安山来说,自己也不想去当兵。
“体检的时候,好几个工友还说我傻。可我到现在也不后悔。”乔安山说,“雷锋当兵不像有的报纸说的那样曲折,量身高的时候是踮着脚尖,但出现问题,不是身体不合格,是他们厂不愿意放他走,又不敢说不让去,只好说他档案丢了。当时有些四川兵比雷锋还矮。”
1960年1月8日,乔安山和雷锋一起来到部队。工友加战友,让俩人关系好到有什么事情都相互说说。雷锋没牺牲前,乔安山所有的家信都是由雷锋代写的。
然后,这美好的一切,在1962年8月15日那天,戛然而止。
“出车回来,也就11点来钟,我说咱俩去洗车吧。我开车到9连房后,拐90度的弯。我对雷锋说你拐弯,雷锋说,你来,一样的。我挂了两次倒档,拐过去了。他说,往前走。我挂一档,他站在驾驶室的左边,车窗户开着呢,我都没听见什么动静……说良心话,就是故意打也打不那么准。”乔安山说。
乔安山把车往前开了几十米,下车后回头看时,雷锋已跌倒在地上。乔安山赶紧跑过去把雷锋抱起来时,鲜血从嘴里和鼻子里喷了他一身。
“抢救班长时我就在床边,我拽着他的手。医生说死了,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间。人家要关门,让我出去,我不出去,最后把我锁在太平间一个多小时。那里当时有好几具尸体!我也不知道害怕,我觉得班长还能活过来……这个事情对我打击是最大的。”1998年,乔安山刚到抚顺的那段日子,他对老伴说,天天梦到班长。
雷锋牺牲后,乔安山每年祭奠乔家祖先时,都不忘雷锋:“他是孤儿,没什么亲人了。我把他当大哥看,他就是我的家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