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柏学费 今日学堂张健柏说:美国大学的哲学是狗屁;武汉大学的哲学不是狗屁!

五: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与现在的教育相比谁更成功?

有良心的,尊重事实的教育人,一定会告诉您:那个时候,我国有很多真正的教育家。而且,当时我们离世界教育先进水平,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并不很远,而是“非常接近”(不像现在是“越追越远”,不是因为别人的“飞快进步”,而是我们在“反向大踏步前进”)。

实际上,民国时期成功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很多世界级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后来在国外取得顶尖的成就,如多位获得诺奖等。而且一部分人也为共和国所用,创造了两弹一星,牛胰岛素等当时世界顶尖的技术水平。我们共和国前三十年,甚至近60年来的科教文化基础和进步,其“老底子”,正是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批各类人才,这充分说明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是很成功的。这应该是一个尊重事实和尊重历史的人必然得出的结论。

可现在我们还能够培养“世界顶尖”级的人才吗?现在我们国内连一个真正有资格称为“教育家”的人都没有,更别说“一大批”了。我们只有大批的“教育官员”,大批的“专家教授”,但没有教育家,也没有教育思想,没有教育目标,没有教育方法。因此,我们当然没有教育水平。这一点,国内外真正的教育专家们都看在眼里,并非我个人的胡言乱语。

不仅是顶尖人才无法培养出来,连社会底层的教育文化基础,我们也丧失殆尽。陈丹青说过:旧上海的仆妇贩夫,可能不识字,但是都比现在的专家学者更有“文化素质”。因为真正的教育,就是要走进人内心深处的“文化”,非关文字和文凭。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是有教育水平的,才有可能是“稳定和谐”的。

六:建国前30年的教育,与现在的教育相比谁更像教育?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对文化和教育都极度不尊重情况下,很惊人的是:当时的教育比现在的教育结构更合理,更有水准。这里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这点:我出身于教师世家,父亲是中学数学省级特级教师,母亲是中学高级教师。

他们都是文革前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可是我1963年却出生在离越南仅有几十公里的,一个至今依然落后贫穷的农村小镇上。我原来以为父母是犯错误被“流放”的,其实不是。他们告诉我是因为服从国家安排去“支边”的大学毕业生。当时的农村和边疆县级中小学,甚至还有清华北大分来的毕业生。

而现在的乡村学校,甚至是城里的中小学,连个像样的正牌大学生都没有,更别说名牌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清华北大的高材生,甚至连我们国家的核心部门想用都用不上,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国了,正在为欧美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虽然也培养出了无数的人才,但是教育系统里最多只有三流的毕业生才可能来当“教书匠”。而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阶段,12岁以前的教育,我国普遍用连大学都考不取的学生(中专,中师,高中等毕业生)来充数,即使现在由于“大学本科生”的量产成功,有一些“本科生”很不情愿地去小学任教了,但是他们真正的教育素质很值得怀疑,实际上还赶不上当年的中专生。

因此,我们的教师选拨机制,我说就是“用打不中靶子的射手来当教官”,非常的怪异。

您说过“教育大业,教师为本”,现在,这个“本”在数量上虽然庞大,可质量上显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问题还越来越严重。新的【中长期教改方案】中,根本没有对这个问题:教育最关键性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应对。这怎么可能改变教育的“关键结构性问题”?难道这种教师选择机制,能够证明现在的教育比文革前更有水平吗?

七: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教育的反面。

最近这三十年,我们的教育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中”,还是处在连续不断的“退步”中?我们的方向性走向如何呢?

很多资深的教育人都说: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中国大学还有点像大学的样子,现在的大学根本就不像大学,越来越像光花钱不办事,外表光鲜的衙门了。现在的大学实际上比中小学还更不像个学校,不知道您是否能够听到这样的评价。

我用自己亲历的例子,来说明这三十年大学的变化:我正好参与了这三十年的“教育”。我从大学生,行政人员,教师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大学这三十年的变化历程,这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

八:大学生---教育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已经丢弃了理想。

我是80年考上大学的,当时77级的老大哥都还在,他们是我们这些新生学习的榜样。当年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确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和抱负。周末的时候如果出去玩了,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责感,觉得浪费了时间,要赶快补回来。

晚间的自习室里面,都挤满了大学生,大家都非常自觉地学习课本内和课本外各种有价值的书籍,不需要老师和家长的督促。不是为了文凭,不是为了找工作,而仅仅是为了“荣誉”,为了“国家”!为了对得起自己“大学生”的身份。

现在的大学里,我看到是网吧游戏室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积极地参与一切弱智的,大众的庸俗活动,丝毫没有“精英”的自豪和责任感。真正愿意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以我熟悉的武汉大学为例,大致上不到30%,其他的大学可能更差些。

而这些“好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与智慧,追求服务国家民族的远大理想,而都是要考研,要出国,要找个好工作等等很功利很现实的目标。学习风气和学习的意愿,以及学习能力,与80年代,9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根本就不能比肩。这个事实,难道能够证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在“不断进步”吗?还是在快速堕落。

九:行政人员--服务教育的人,现在是“教育的主人”。

我当年在大学里,是一个校级学生社团的社长,我为了办活动的事情去找团委的领导,却因为观点不同而与团委书记争执起来。我当时年轻气盛,据理力争,毫不怕人。团委书记也情绪激动,大声捍卫自己的立场。旁边的老师也笑眯眯的看,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我的坚持下,最后结果是团委书记让步了,他并没有因此而怀恨整我,反而对我很好,说我将来会很有出息的。对我的社团,他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专门批给经费支持我搞的社团活动。我很感谢这样没有架子,很人性化的大学团委书记。那时候的行政人员,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没有“官样”,都很热心地为大学生和老师服务。

同样是这所大学,同样是为了办社团活动,同样是大学生与团委的行政人员打交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结局却完全相反。因为很多学生要听【老子】的系列讲座,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学生社团的社长,去找团委的某社团活动负责人批场地(教室),小小的一点事情,却常常遭到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无理的刁难,动不动就找个理由说“不能批”,要学生求爷爷告奶奶的说尽好话才放行。

后来这女学生大约也是年轻气盛,争执了几句,后果却很严重。该负责人居然利用职权,声称她的社团必须重新选举,用计策把她的社长职务撤换了。

没办成活动却丢掉社长职务的女大学生当然气急败坏,叫了几个社团的学生一起跑去团委门口坐了一上午抗议,争取公道,后果却更严重:团委的官员召集其他大学生干部开会,说这个女大学生和她的社团是@@@关键词@@@,让学生们小心并远离她们,搞得该女学生差点要自杀。

我看局面严重,出面帮学生们说了几句话,结果被诬为“幕后指使人”,图谋不轨,于是也要打入另册,某部门下令武汉的媒体今后都不能再采访和报道我。

这种小题大做的滑稽场面,并非个别事例。可以看看清华大学蒋方舟的文章 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看来天下的大学一般黑!官场政治不仅深入到了高校,也深入到了学生官的灵魂。

更可悲的是:大学生们在行政人员面前抬不起头来,教师们也一样。教师们受到了“越来越完善规范”的“管理”,现在也只能低头做事,填表,申请各种资格和项目等等。不老老实实的服从,就什么也没有。教师们不可能像原来民国大学教授一样可以有些“傲气和骨气”,因为他们也是“被管理者”。

与民国时期的大学相比,现在的大学就更是不能比了。民国时期的清华园有笑话说,大学校园里有三种生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自由自在,只要教好课,谁都管不了!学生是老虎,年轻气盛,敢冲敢闯,谁都不怕,所以是“老虎”。行政人员是“dog”。他们是靠其他两种人生活的,所以见谁都要摇尾巴,日子最不好过。

可是现在的大学里却不一样:行政人员是老虎,谁都惹不起!学生是神仙,吃喝玩乐混日子,谁都管不了。教授是辛苦的狗,是知识打工仔,所谓的“教学”就是按照“教育大纲”的要求,以及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的要求,毫无尊严地靠“出售知识”以赚取一点生活费。

从行政人员的作为变化来比较,能够得出现在的大学比原来“进步”了吗?

十:大学教师--教育的灵魂,被”教学管理”捆上了枷锁。

199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刚开始的试讲,面对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资深老师的集体评议,我很紧张。尽量把我所要负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讲出一些比课本更有深度的内涵来。结果老教师们很鼓励我,说:讲课能够脱离教材内容限制,讲出了哲学史的味道,像我的导师带的学生(我的导师是中国哲学史教授)。而且,他们对于我上课不带讲稿的做法非常欣赏,说有“老清华教授的遗风”。

我工作的前十年,讲授很自由,没有人来“规范管理”我该怎么讲,都是自己给自己定规范。期末的学生考试,我作为授课老师也可以自由出题。所以我的自由教学,把这门课讲出了特色,很多学生很喜欢。说是从我的课堂上,了解到了真正的哲学是什么,还因此喜欢上了哲学。更有大学生每年都追着我的课堂听讲,连续上几年的“马哲”课。这时候,我是大学里“很有前途的青年教师”。

接下来我就开始“堕落”了,我开始从“很有前途的青年教师”变成了“问题老师”。因为大学里开始了“教学规范化管理”,每年要填大量的表格,教学也开始“收权”,我不再“有资格”自己出题考自己的学生,而要“全校统一”管理,“统一出题”,“统一教案参考”,还要“统一进度”。

甚至有些学校还要“统一改卷”,这股“规范教育管理”之风,甚至吹到了农村的小学校。寒假我遇到一个乡村教师,告诉我他正在忙参加“全镇小学的期末统一考试和统一改卷”。

从此,我不再有权按照自己的讲课方式来讲课,也不能讲授自己最有心得的内容。对于我的自由教学,院长和书记严肃地找我谈话,说“我们聘请你任教,是要你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课本内容来讲课的。如果你脱离教纲和课本,我们有权不聘用你”。

我于是像清华的狗一样,感受到老虎的权威,感觉到教师其实就是一个复制和贩卖教材上连中学生都能看懂的简单知识的廉价录音机。而我最自豪的,具有深度且独成一家的授课风格被大大地贬低。原来被学生和老师们评价很高的,不带讲稿却讲得逻辑思路清晰,每节课都不重复的讲课风格,被教学管理人员评判为:讲课不严谨,不规范,不带教案,不符合教学管理规定,严重违反大学的教学要求。

虽然学生很喜欢我的授课,但是相关的教学管理人员看来,我还不如一个上讲台念课本,讲得学生睡觉的老师更符合他们的教学管理标准。

不幸的是:我的工作是领导来评价的,而不是学生。如果让学生来发工资,很可能我是武汉大学最高的或者最高之一。实际上,实行“教育市场运行模式”的商学院MBA班,由于是由学生来评议教学效果的,学生如果觉得老师不行,就会不客气地当场质疑,甚至要求换人,因此一般的“名师”都不敢轻易上台去讲。

而我是MBA学员最喜欢的老师之一,搞不定的课堂,我上去就没事。因此,管理人员聘请我讲一个周末给的课酬,就超过大学里给我的三个月工资总和。还有更市场化,完全由学生决定我讲课价值的课酬,“收入”就更高了,可能讲一个系列下来,课酬就超过大学付给我十年的工资了。

我自己每年阅读300本以上的非小说类严肃书籍,不断勤奋思考和学习,不参加各种玩乐,不打牌,不喝酒,不玩游戏。这些社会通俗活动,现在都已经被很多大学老师所“笑纳”,有些博士头衔的老师还热衷于玩“抢车位”和“偷菜”的网络游戏。

我却死板地坚守这些知识分子的“清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欣赏品味。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阅读和学习中度过。因此,我的知识面大大超过大学里好些根本就不关心新知识吸收的同仁。我以为我正在成熟,而且我的课堂越来越受学生欢迎,上课时连讲台前的地下都坐满了学生,我的讲课录音,也被学生们自己录下来并整理成文字稿到处传扬。

可是,大学的教学管理层却经过严肃认真的评估,确认了我是大学里的“不合格教师”。我近20年的大学教师生涯,从“有前途的青年教师”,堕落为“问题教师”,到最后,我被教学管理部门认定为是院里三个“不合格教师”之一,理由是“科研成果不合格”(简单点就是写论文发表的数量不合格),正式勒令停课,下岗,反省!现在,我居然连给本科生上大课都没有资格了,却“有资格”被聘上MBA的课程,讲授中国哲学。

我写这些,不是抱怨,我很平和地接受现在的处境,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结果,他们仅仅是“照章办事”而已。我只是通过这个典型的对比,来说明大学这二十多年教师管理的现状,这难道符合教育发展的方向吗?

实际上大学师资情况,比我所说的个人经历更严重:我国77年开始的新一轮大学教育,培养了很多不错的人才,他们是现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成果有目共睹。其中也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当年被大学留下来任教。

可是这批教师中最有创造力,最有思想的那部分人,在90年以后,纷纷以各种方式,因为各种理由而离开大学,离开教育界,在政界,经济界,企业界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些走掉的人,可能是中国大学最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但是他们也最不喜欢条条框框,不喜欢被不懂教育的人“严格管理”,因此他们也是最不受领导欢迎的一批人。特别是这期间,由于一件很重要的不幸事件发生,导致大学里的管理层对这些很有思想,很受学生拥戴,也比较有影响力的青年教师管制(甚至可以说是压制)得很严厉,让他们觉得在大学里前途暗淡而纷纷自谋生路离去。

因此大学里恐怕只有一种人能够安心留下,就是“老实人”,或者是放弃了追求和理想的人。他们的好处是安分守纪,坏处就是“不思进取”。这样的大学,如何才能够“不平庸,不堕落”呢?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还有一些品质和档次,这是靠文革前的大学生,甚至是民国时期毕业的老教师来支撑的局面。现在的大学里,已然全是“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教师,虽然普遍学历高,头衔大,但是教育品质却不见得比原来的老教师高。

通过上面这些不同层次的对比,温总理您应该能够判断出来,我们的教育是走在“前进”的方向呢?还是相反?

如果我们走错了路,是不是需要重新选择路线?而不是商量“怎样走路的技术,才能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