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44)兑九峪战斗

关上战斗后,我们不分昼夜地向前挺进,乘胜扩大战果,扩大占领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惊恐万状。他一面请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组成四个纵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开始,分路向我进行反击,企图把红军赶出山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继续打开局面,就必须粉碎阎锡山部队反扑。于是,抗日先锋军的领导决心集中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附近,同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一场大决战。

这时,我们已前进到了吕梁山区。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山西,天气多阴雨。山上更是风雪交加,给我们行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

凌晨,我们奉命从大麦郊出动,向兑九峪的敌人发起攻击。天刚亮,我们就同敌人接触上了。战斗一打响,我们便按照既定的部署,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纵队。在追击中,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俘虏了两千人左右。但后面增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增强,我们伤亡很大,逐渐变成了同敌人对峙的局面。

兑九峪战斗一打响,我们二师的三个团就全部投入了战斗。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等,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战斗开始不久,萧华的左腿就负了伤,警卫员把他背到一个洼地里,然后用担架抬下了火线。连师政治委员都负了伤,可以想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这时,一军团二师和四师的部队仍继续开展进攻。到了下午,我们二团攻到了兑九峪左边的山脚下,当时天已黄昏了,队伍集结在山脚下,我们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们。这时,我们接到团里的命令,要我们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敌人,我们不愿就这么撤走,于是梁兴初和我决定,先派人侦察一下敌情和地形,搞清山上敌人的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经过侦察,发现山上的敌人只有一个营,大约三百多人,工事也不强。梁兴初就同我商量,看来这股敌人是没发消灭了,是一是“抓一把”再走,我表示同意,说“就这样干!”

于是,我和梁兴初集合部队讲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和要求,要求全团同志猛打猛冲,同敌人拼刺刀。之后,我们组织了四个连,其中两个连由参谋长胡发坚带领,两个连由梁兴初和我带着,分左右两路,趁着天黑山上敌人看不见,一下子猛摸上去。

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用刺刀、手榴弹向敌人冲锋刺杀,一下子就把敌人给压住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攻进敌碉堡内,把一个营的敌人都给“吃”掉了。我们把俘虏赶下山来,把他们的枪栓下了,还要他们背着。

“抓了一把”以后,部队迅速下山,向后撤退。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我们上山参战的四个连,属二连的伤亡最大。上山时,八、九十个人几乎全部打光了,只剩下了十几个战士和几个没有上战场的伙夫,连里的干部则全都牺牲了。

我们尽快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把伤员抬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后撤。不久,我们遇到刘亚楼派来的参谋,叫我们撤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这时师部已经走了,四团、五团也走了,只剩下我们在后面。

当晚,我们全团回到了大麦郊附近。我和梁兴初来到师部,向刘亚楼、邓华、钟学高作了汇报,讲了打这一仗的情况,我们受到了师部的表扬,都说我们这一仗主动出击打得很好。刘亚楼还表扬说:“你们机动果断,取得胜利,很好。”

我和梁兴初说,看到这个机会很好,就想捞一把,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听了我们的话,刘亚楼就说,师里会把这个情况报告军团部,请求给我们补充新兵。接着,他给我们介绍说,那天阎锡山出动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由于我军刚刚过河,还没有站稳脚,加上地形不利,没有群众援助,要一口“吃”掉十几个团很困难,因此***决定撤出战斗,改变进攻方向。

汇报完毕后,师部招待我们吃了顿红烧肉。吃完饭回到团里,我们马上召开干部会议,告诉大家,部队准备在大麦郊附近休息几天,补充部队,恢复建制,换装,补充弹药,补充鞋袜衣服等。休息两天之后,再继续前进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要求各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准备欢迎新兵入伍,并做好新兵的训练教育和团结工作,同时开始清理缴获的武器。这次战斗共缴获了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和十二挺机枪。这些武器准备全部补给二团的新兵。

第二天,军团部很快就给我们补充来了四百多人,都是跟随主力部队前往山西参战的陕北青年,我们重新组建了二连,从别的连抽调了斑排长、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其他的新兵就分别补充给一连、三连、四连和五连。为欢迎新战士,团里专门召开子一个欢迎大会,给他们发了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新战士的情绪都很高。这样,二团又充实起来了。

兑九峪战斗是我们进入山西后打的第二个胜仗,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连同上一次在关上镇的胜利,这两次胜利,巩固了我们在山西作战的前进阵地,使阎锡山逼迫红军退向黄河西岸的企图落了空。

兑九峪战斗后,为扩大战果,扩大我们在山西的占领区,抗日先锋军领导决定,整个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和南下,各自独立作战。十五军团为左路军,由大麦郊向东北方向的汾阳、太原前进,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相机占领晋南地区。晋南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粮产区,河两岸都是大块的平原,山很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

按照命令,我们二师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早晨由大麦郊出发。二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师部跟随二团前进,四团、五团依次在后跟进。这一天,我们前进的目标是霍县的南关村。南关村是同蒲路上的一个水火车站,军团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占领这个车站。

这天晚上,我们在离南关村大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宿营,住下以后,派人前去侦察,结果发现南关村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连,加上其它一些地方队伍,一共约二百来人。我们报告师部后,刘亚楼当即决定,要二团去占领南关,消灭南关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早上七点多钟出发,十一点钟到达南关。经过观察,发现南关村两面都是高,一条汾河淌在中间,白雪皑皑的河面上结着冰。按照师部的命令,梁兴初和我商量后决定,首先带领一部分队伍占领西面的高山,同时要参谋长和当时新派到二团的总支***,带领两个连从左翼绕过汾河,越过铁路,爬到南关村东面的山上,占领制高点,然后两面夹击,把敌人压在沟里,消灭在车站中。

结果这个策略完全成功。待东面山上打响了战斗,西面山上也向下开始攻击。两边一打,敌人马上就慌乱成一团,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那个骑兵连全部缴械。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七十多匹马、一百多条枪,俘虏了包括当地官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二百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车站仓库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把战斗经过和战果报告了师部,并把缴获的物资派人送给了师供给部。马和骡子也全部上缴给了师部,因为我们团没有骑兵连,要之无用,我们只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清查部队人数时,我们突然发现新来的总支***牺牲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在随三连冲锋时牺牲的。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打仗很勇敢。他是在我们要打仗的当天,才由师政治部派到我们团里来的,结果刚来到团里就牺牲了,真是可惜!

这次战斗,部队的伤亡并不大,但是牺牲了一个总支***,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那天,全团集合为新到的总之***牺牲默哀三分钟,以示追悼。

那天,在战斗快结束时,从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这里为止,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结果它轰隆轰隆地开了过来,就一心想把它打下来。报告给刘亚楼后,他要我们先不要惊动火车,把队伍埋伏在山上,待它进到附近时再开枪。没想到火车上的人发现南关村有枪声,很快就向后倒退回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列货车,是开往太原去的。虽然这次没有打成火车,但战士们看到了铁路,看到了火车,也得出了火车不可怕的概念。

占领南关村后,师部命令二团休息一天,改调五团为前卫,四团为本队,二团改为后卫。这样,刚刚走了两天,我们就从师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继续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越往南走,汾河流域就越开阔。我们南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地攻击前进。

五团沿同蒲路一直南下,攻占了新绛、侯马、曲沃等县,二团和四团则包围临汾城,并以临汾为中心,在临汾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四团在临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我们二团即在临汾以东,包括翼城、浮山、大阳镇、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

师部驻在临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临汾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城里的敌人不多,不敢出来骚扰,我们也没有去动他。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休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扩大占领区,筹集资财,扩充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务,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进行调查,了解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然后,组成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地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的真实目的,揭露他同蒋介石又勾结又矛盾,在山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灭***,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同时,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都是为地方豪绅服务的,是欺骗人民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

经过广泛宣传,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爱护群众,和我们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

很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当时,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群众昼夜往来无阻,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阎锡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同时,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一面宣传,一面就进行扩兵。当时,刘亚楼、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报数字。

一天,四团在襄陵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可我们这边没有襄陵那样的大煤矿,怎么办哪!经过努力,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以后送到师政治部当了民运干事。可以说,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据统计,东渡黄河以后,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筹物资。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晋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在晋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扩大了***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发展了队伍,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并派萧望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张国绘任政治委员。不过,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他们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没有根据地,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半年后由萧望东和张国华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