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城长子 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撰文推荐《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近日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江泽民同志推动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考、重大实践和创新精神。作为江泽民同志的老同事、老战友,也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翻开这本书,耳边就回荡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电子工业开拓创新、凯歌高进的时代进行曲;眼前就会浮现出江泽民同志领导电子工业部改革发展的难忘往事。
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具有敏锐历史意识和深刻战略思维的领导人。1982年4月他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次年6月接替我担任部长、党组书记,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顾问。这一时期,正值信息革命潮起世界、改革开放潮起中国大地的重要历史时刻。
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面对这场信息革命,世界各国无论强弱、贫富,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许多场合,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挑战”,要正确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抓住历史契机乘势而上。
江泽民同志认为,加速电子工业发展是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突破口,是把国民经济工业化和正在兴起的信息革命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1983年10月,部党组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报告》。
报告明确建议国家应当把电子工业摆到战略重点位置,加快发展,使电子工业部门能够担负起“军事电子技术装备部”、“国民经济电子技术装备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电子产品供应部”的重任。江泽民同志指出,电子技术将主导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倍增器”。
“装备部”、“供应部”和“倍增器”的科学定位和战略判断,既包含了当时电子工业部领导集体的智慧,更是江泽民同志的创造性思考。在今天看来,这些战略思考仍然是客观、准确、精辟和超前的。
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开拓务实的改革家。他通过深刻分析研究世界电子工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我国电子工业面临的新挑战,逐步形成了加速电子工业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当时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尚未破除,国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受到遏制。
当时大量电子工业企业地处“三线”,生产脱离市场,亏损现象普遍;部机关思想观念陈旧,管理效能和协调能力都不高;加上一些西方国家长期阻扰我国引进新技术,电子工业领域的问题更为严峻。如何打破困局,迎接世界信息革命竞赛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电子工业部亟需破解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通过大量的调研,抓住了要害问题,逐一寻找突破,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要任务是推进管理体制改革。那时电子工业企业多是部直属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由部直接管理。部内司局之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横向协调难、工作效率低,遇到矛盾与问题就上交。江泽民同志把这种管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称为“三角形没有底边”,决心以改革破题。
他主持部党组制订出台了《电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设想》,通过精简机构,完善了部、局两级管理体制,加强宏观指导,促进横向联系,初步形成了矩阵式管理体制;同时,明确改革电子工业部管理职能,实现政企职责分开,面向全行业,加强行业管理,大大提升了整个电子工业管理系统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当时电子工业部的改革,在中央各部委中具有率先突破的超前意义。
其次,实行“保军转民”,推动电子工业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电子工业部门长期承担军品生产任务,民品生产与市场脱节,矛盾突出。如何在确保完成军品生产的同时把电子工业企业搞活?江泽民同志认为必须实现“两个突破”,即突破军品生产和民品生产的界限,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实行“保军转民”,让企业走向市场。
这些开创性理念,在当时颇有点振聋发聩,既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也为“三线”企业改革指明了路径。经过大量深入调研,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区别不同情况,扶持、稳定与调整三线企业”的方针,全面拉开了“三线”企业调整重组搬迁的序幕。
第三,外引内联,推动电子工业系统全面开放。江泽民同志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认为电子产品和技术要坚持“以进促出、以出养进、以出促工业生产”的开放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力求跨越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
在江泽民同志的统筹规划下,电子工业部审时度势,积极推动部属企业大胆打破界限,筹划建设科研、生产基地,促进行业性、区域性大联合、大协作,把电子工业技术融入到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开放发展中,对这些地区提升开放水平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如今天深圳蓬勃的电子产业,就奠基于8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与深圳联手发展的电子企业。那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技术封锁。江泽民同志多方协调沟通,重视与国外政治家、企业家交往,建立互信关系,逐步突破封锁,直接促成了一系列中外合作合资项目的落实。
他高超的外交智慧、广阔的国际视野,特别是勇于开拓、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让许多与他接触过的国外友人钦佩不已。
江泽民同志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和自觉实践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党性原则、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华。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江泽民同志带领电子工业部边整边改,以整改推动部的工作。
在整党活动中,他代表部党组认真对照检查,还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解剖。这种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精神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在他的带动下,广大党员干部都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整党取得显著成效,为电子工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江泽民同志作风务实,坚持调查研究,使各项决策都建立在对客观真实情况判断的基础上。他多次深入到偏远的“三线”企业,考察细致入微,亲切随和,听真话,看实情,基层干部职工都乐于敞开心扉,把真实情况一一反映出来。
江泽民同志善于把握国内发展大局,又总是敞开胸怀,与时俱进,紧紧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在电子工业部期间,他多次率团出国实地考察,总结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江泽民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渗透在各个方面,各种人和事的处理中。
如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部的“走私案”,由于尚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关部门在处理时引起很大争议,特别是部机关干部普遍感到困惑和压力。虽然事件发生在江泽民同志到电子工业部工作之前,但他仍然过问了这件棘手的事。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他经过多方沟通,最终促成案件的妥善处理。江泽民同志在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敢讲公道话,勇于担当,令大家都感动不已。
江泽民同志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特别注重从战略高度抓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好学善问,经常把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来授课,介绍新知识新技术,这使他的一系列决策思考始终保持超前性和预见性。他也要求下属强化学习意识,指示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专门收集国外电子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编成《国际电子技术参考》。
这本资料极大地促进了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知识更新。电子工业部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老化严重,人才严重不足。
有些专业技术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错误,通过引导纠正,江泽民同志不拘一格把他们用在专业专长岗位上,发挥了很好作用。他多次说到“我们要坚决按照干部‘四化’的原则,打破论资排辈的老框框”,注意提拔政治立场坚定、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几年努力,一大批年轻干部和高级技术人才陆续成长起来,为日后电子工业的腾飞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登高望远天地阔。江泽民同志担任部领导的3年,既是我国电子工业应对机遇挑战,开拓创新的3年,也是电子信息产业推进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跨越发展的3年。在他1985年离任时,长期困扰电子工业发展的难题得到初步解决,电子工业的战略地位得到广泛认可,电子工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开始显示出来。
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工作期间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重要举措,为中国电子工业走向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泽民同志调离电子工业部,特别是他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后,仍然高度重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延续着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形势的关注,深化着对电子信息产业引领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前瞻思考。江泽民同志将新时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升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上来把握,继续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本书附录了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关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的文章。
这些文章凝聚了这位电子工业领导者多年的智慧、精力和心血,既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电子工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回顾,也有对中国特色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远景的规划思考,充满智慧,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发人深省。这笔宝贵的历史经验财富值得我们反复体会并加以善用。
重温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子工业风帆正举的岁月,让人无限感慨,备感自豪。《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的出版,让我自然想起当年与江泽民同志共事、相处的日子,想起与这位老朋友多年来的深情厚谊。江泽民同志以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对世界变革的敏锐触觉和战略智慧,带领电子工业部同事们锐意改革创新,为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不能忘却,改革不会止步。坚持走中国特色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道路,我国必将跻身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强国之列。
我相信,读者们一定能够从书中感受到这位电子工业领导者的远见卓识、组织才华和人格魅力,为他艰苦朴素、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重情重义、宽广胸怀的人文情怀所折服。江泽民同志的这些个人特质,使他能够统揽全局,纵横捭阖,协调各方,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推进伟大事业破浪前行。
读了这本书,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江泽民同志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党和国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绝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