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与粟裕 许世友与王建安的恩怨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共11个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合编为8纵,4师改称22师,9师改称23师,鲁中军区警备旅编为24师,全纵队3.3万人,8纵司令员为王建安,向明为政委。胶东部队整编为9纵,许世友为9纵司令员。

王建安、许世友号称“山东双雄”。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1955年授衔时均为上将。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据说经常挨打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

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

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

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

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

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

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

”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随后,许世友暗地串联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

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反悔,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

这其中也有许世友。他们被五花大绑关进窑洞。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许世友自此深恨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

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

”1948年8月,济南战役之前,毛泽东任命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

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至此,两人的恩怨才算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