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是谁 精神家园荒芜 潘采夫: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敬畏?
现代社会,精神家园荒芜,价值体系沦陷,安身立命的道德感找不到了,应该移植的制度踪迹不见,被嫁接的道德体系又缺少生命力,那还有什么可拿来敬畏的呢?
古时候,西方有个穷木匠的儿子,骑着驴到处跟人谈心,号召人们信奉神,有不少人跟着他走,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又复活,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曾赐给摩西十诫,作为人间的行动指南。这样的故事记载于《圣经》,千百年来,敬畏上帝,洗涤罪身,行善赎罪,憧憬天国,成为西方人最高的思想行为准则,而《圣经》成为西方文化传统最重要的起源。
比耶稣更早一点,我国有伟大的孔夫子,也很喜欢跟人谈心,这个不得志的官吏,却有着梦回周朝的志向,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也没让国君采纳自己的主张,只好把理想寄托于学生身上。谁也没想到,孔夫子的弟子们,完成了史上最惊人的逆袭,孔子成为历代供奉的至圣先师,他的《论语》《礼记》等,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伦理的核心,主导着国家的政治伦理和百姓的行为规范,在某种意义上起着耶稣的作用,而儒学也经常被成为儒教。
这样,孔夫子和耶稣就有点接近了。在《圣经·箴言》中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孔子也说过一句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在地球的东西两个地方,对于“敬畏”这一心理活动,进行了最具奠基性的阐释,也决定了东西两大文化不同的精神气质(敬畏这个中文词,应该是朱熹发明的。
)。通常认为,基督教的敬畏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他们从不敬畏人,哪怕是圣人,这可以称为“一人之下,众生平等”,基督徒对于上帝创造的世界负有责任,他须听从良心的驱使,并接受上帝的监督。
而孔夫子的“三观”,既号召人们听从天命运行,又听权势人物的,还要听所谓圣人的,因为他们是伦理纲常的化身,但这种人对人之间的敬从,使人与人的不平等成为天命,从而导致顺从与奴役的文化。
对于基督使人进步,儒教使人落后这样的理论,历来有很多争议,但有一点并无太大分歧,即东方和西方,曾经都有很悠久的敬畏传统,只不过西方信仰一神论,而东方除了侍奉儒家,还敬畏道家、佛祖、鬼神、因果报应等等,有点泛泛,也有点不太入心。
但关于敬畏,东西方有个最大的不同,在西方,上帝的虽然信号时强时弱,但始终没有退场,而在中国,在最近的几十年,敬畏的传统遭遇了千年之劫,作为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纽带的“仁”“义”“礼”“智”“信”,它们都齐根断了。
欧洲经历过上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着整个欧洲,教皇甚至有权废黜国王,由于宗教裁判所的臭名昭著,中世纪一直被描写为黑暗的世纪,仿佛一无是处,一无可取。但我总怀疑这个说法,如果黑暗的历史那么久远,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和文明大发展就真的像从天上掉下的。我感觉,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到大革命,必定有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而中世纪内部,应当孕育着现代文明的萌芽,并在合适的时间瓜熟蒂落。
总的来说,中世纪肯定不是一个文化灭绝的年代,至少基督教文明在建筑、绘画、音乐等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而由于全民宗教的环境,基督教精神对社会与百姓的影响就更毋庸置疑,上帝的律令贯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他们的道德水准保持着一定的水准,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操守。
比如看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我开始不太理解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歧视,认为可能是宗教方面分歧,后来查阅资料发现,那时的基督徒是不从事放高利贷的,认为那是害人倾家荡产的勾当,而犹太人由于处境所迫,也由于生来精明,大多从事高利贷行业,以“赚钱不要命”的形象出现,这是基督徒不喜欢犹太人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剧可以看出来,基督徒即使在做生意的时候,大多能够做到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底线,否则临终的时候没法向上帝交代。
有位学者说过:“如在基督教时代中,人们的敬畏感指向虚幻的上帝;到了理性启蒙时代后,人们的敬畏感则指向了浩渺的宇宙星空及内心中高尚的道德律;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敬畏感又指向了看似平常却蕴含着崇高价值的生命……”这段话分别指向了欧洲的三个时代,基督教时代就是指中世纪,理性启蒙时代则是中世纪之后的几百年,古希腊的文明在欧洲的田野上盛开了花朵。
上帝的身影步步后退,理性和启蒙初试啼声,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物种起源,工业革命,殖民世界,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时代。
在那个时代,对上帝的敬畏,大大让位于对科学、民主、理性、探索、发现、真实以及真理的敬畏,而信仰上帝,更多地成了一个文化传统。哲学家康德说了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越深,越有一种敬畏感:一个是头顶上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一种是自然的法则,一种是道德的法则,道出了当时西方人的敬畏观。
而现代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则直接从两次世界大战而来,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欧洲提高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暴力警惕,并将对人的生命价值提到很高的位置,造就了当今欧洲相对公平的高福利社会,经历了千百年基督教和民主科学的文明熏陶的欧洲人,也比较注重遵守规则,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人文精神。
民主制度完善,法律庞大严密,媒体监督独立,福利与慈善发达,再加上基督教与世俗社会达成和解,不再干涉世俗权力,而只关注教徒的内心世界,所以,假货泛滥害人性命的现象也闻所未闻。
反观我国,百年以来,正在经历李鸿章所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想象,孔夫子被彻底搁置,古文字被废止,儒家文化被切断,士绅阶层被消灭,泛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政治伦理被颠覆,历史书本被改写,话语体系被改造,知识分子被奴化,自然环境被摧毁,老建筑被拆除,小朋友被洗脑。
在权力的示范效应下,所有对天、地、神、圣人、历史的敬畏,已经几乎消失殆尽,精神家园荒芜,价值体系沦陷,安身立命的道德感找不到了,应该移植的制度踪迹不见,被嫁接的道德体系又缺少生命力,那还有什么可拿来敬畏的呢?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写道:南宋,江南嘉兴,郭啸天和杨铁心听一书生打扮的落魄人说书,说到家国之难,人命如纸,说书人吟了四句:“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
”这四句话可以这样理解:那时的百姓有朴素的敬畏观,他们敬畏神明,相信因果报应,存有一份道德心,维系着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如果心中没了敬畏,不信善恶,践踏了一切伦理道德,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万劫不复了。
作者简介:
潘采夫,专栏作家、评论员,曾任新京报体育部主任等职。在新京报上开设、主持《微博大义》栏目。微博红人,队伍庞大。曾先后为《青年时讯》、《中国网友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撰写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