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国 从维熙追忆张贤亮:他给中国文学的性打开一道闸门
2014年9月28日 在张贤亮去世前几天,从维熙在翻旧照片的时候意外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张贤亮外出访问,途径美国夏威夷时给他写的信。“昨晚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挺难过,晚上很早睡了,但是也没有睡好。”邓友梅告诉晚报记者,作为同一代作家,张贤亮、邓友梅、王蒙等人的命运起伏惊人地相似,“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们这一代十分近似,他和我的创作时间大体上近似,命运也和我差不多,多年的下放劳动,他比我面对的更加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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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大墙文学之父’,那我就是‘大墙文学之叔’啊。”邓友梅回忆,自己和张贤亮的早年交往比较多,八十年代,他们同陆文夫等几位作家一起在北戴河写作,那时的北戴河还不对外开放。
在张贤亮晚年从商之后,几乎远离了原来的文学圈,和许多早年好友联系渐少。“后来他开始从商,搞了一个影视城,我记得因此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对他这个做法不太理解。”从维熙说,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谈文人与商人的结合。可能这篇东西他看到以后,也跟我疏远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可以理解他了,他这么做有他个人的因素,他就出生一个从商的资本家庭,这样的人的细胞基因里很聪明,有从商的本领,胆子很大,也很勇敢。”现在的从维熙已经可以理解张贤亮,但他们的交往渐渐少了,“他从商以后给我来过电话,让我来影视城看看,可能是由于我俩性格上的不同吧。”此前,梁晓声和张抗抗在电话里告诉过告诉从维熙,张贤亮来北京看病了。
从维熙眼中“大胆”的张贤亮在创作上也是这样,“他给中国文学里的性打开一道闸门,他为此和可动了脑筋了。”从维熙还提到,张贤亮在获得商业的成功之后,文学作品就少了,“这是必然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后来他写《一亿六》,跟以前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尽管如此,面对多年老友的离去,从维熙深感伤怀,“让我很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