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文工团长李香芝 美女文工团长被逼疯 到处宣扬被玷污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
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
’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
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
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
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
”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
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
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
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