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回忆录 】(十一)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

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

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

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

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

《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

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

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

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

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