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蒯大富去中央信访办上访 归来不久失去自由

文革中蒯大富去中央信访办上访 归来不久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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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米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