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与陆璀 毛泽东与张鼎丞 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

革命老人李六如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年长6岁,早年就参加革命,对毛泽东深为敬仰。1921年冬,他在经毛泽东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追随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携手同心,相互倚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相识在船山学社

1908年秋,21岁的李六如赴湖北武汉参加新军,由此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远赴日本留学深造,期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秋,他大学毕业从日本回国,在家乡平江县城先后创办了救民工厂和兴业织布公司,自任厂长、经理。他积极倡导平民教育,在工厂里举办夜校,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六如积极投身其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所办的工厂因战乱不断、军阀勒索而倒闭,他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在彷徨苦闷中的李六如思之再三,认为“只有仿效苏联,才是彻底的有效的办法”,并油然想到了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去向毛泽东请教的强烈愿望。此前,他曾读过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上的许多文章,甚感佩服。

李六如打听到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工作的消息后,便于1920年冬携妻子奔赴长沙,先以卖文为生,后进入落星田的高等商业专门学校、连升街的私立群治大学等高校教书。期间,他阅读了《资本论》,并与同乡好友、爱国知识分子喻寄浑等人支持一部分进步学生,在长沙筹资创办了《平江旬报》。

同时,李六如还发动和组织浏阳、醴陵等45个县办起了县报,成立县报联合会,并当选为会长。为了开启民智,他在长沙各报发表了不少有关平民教育的文章,又经常到各处去演讲,还与方维夏一道大力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李六如因此声名大振,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一天,喻寄浑受毛泽东委派,前来约见李六如。李六如高兴地说,他早就想去拜访毛泽东了,只是无人引见。当天,李、喻二人便兴致勃勃地前往贡院西街的船山学社,先见了学社社长何叔衡。李、何二人一见如故,何告诉李,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内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当李六如从船山学社图书馆借得《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国之研究》、《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书籍,返回何叔衡的房间时,手持报纸的毛泽东已坐在那里了。经何介绍后,李、毛二人便亲切地交谈起来。李六如称赞毛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立了大功。

毛泽东谦逊地回答说:“这算什么功,靠大家的力量嘛,少数人是逞不起英雄的。”顿了一下,毛泽东又对李六如说:“听何胡子说,你在武昌当过兵,打过仗。

辛亥革命那年,我也在长沙当过兵。”“他还耕过田哩!”何叔衡指一下毛泽东。毛幽默地说:“秀才当兵会造反咧。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穿吃,那就不好。”

李六如正在品味这些话时,毛泽东又问起他在平江办夜学的情况。李六如遂将如何以救民工厂和兴业织布工厂为基点开办夜校,逐步发展到各行业和农村等具体情形一一道来。毛泽东凝神静听,然后发表意见说:“办夜学是好的。不过,单教几个字,恐怕不够吧!”接着又问道:“现在还办吗?有没有人主持?”李六如回答说:“还在办。”他便详细地述说了农事工会余贲民和工业工会陈茀章办工会、农会和夜学的事,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接着,李六如把自己读了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的疑问直接提了出来:“中国人多、地广,恐怕不容易联合起来。加上南北军阀势力大,老百姓赤手空拳,恐怕不济事吧?”毛泽东说:“那不见得。

‘众志成城’嘛。俄国十月革命,不是个好榜样吗?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缺少有正确领导、有严密组织的民众基础。现在工商失业,农村破产,更是中国人民需要革命的时候。

所以从五四运动以来,各界人民都开始有了组织,虽还不够普遍,但比起从前,大有不同啦。”他指出,只要有像俄国那样坚强的党做核心,又普遍深入地发动民众,使其觉悟、组织起来,以占人口最多的工农民众为基础,把大多数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再加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定能够成为一支强大无比的革命队伍。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到那时,就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军阀打不倒。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

朋友,事在人为。”李六如听后豁然开朗,由衷地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最后,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了平江遭受兵灾以及人民生活的贫困状况,还详细地了解了李六如在兴业公司破产后,目前生活是否困难等情形。

从此,李六如将毛泽东、何叔衡视为至交,毛、何二人也常来李家串门,他们无所不谈,亲密无间。

毛泽东介绍入党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于1920年10月间同时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遂着手在湖南建立团的组织。他首先积极地在省立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和第一中学等学校的先进师生中,寻觅发展对象。

在一次船山学社的闲谈中,何叔衡试探性地问李六如是否知道毛泽东正在建立的组织,李六如兴奋地低声问道:“是不是共产党?”何说:“不是共产党,是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六如于是详细了解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知道这个团体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遂毅然决然地向何叔衡表示自己愿意参加。何让他去找毛泽东谈一谈,并于当晚就把这次谈话经过告知毛。

李六如同毛泽东谈过话之后,即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于1921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毛、何二人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返回长沙后,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湖南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在湖南各地大力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在原有革命组织——新民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慎重地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这天,李六如在湖南自修大学听完课后,应何叔衡和毛泽东的约请,来到何的住处,毛、何二人向李六如初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当李听说共产党发展党员的要求更为严格时,便表示很想加入,但不知自己行不行。何回答说:“行的,只要你自己有决心。”接着,便将共产党的纲领、奋斗目标和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及个人要服从党的利益、严守党的机密等党的基本原则,讲给李六如听。

几天后,李六如又来向毛泽东详细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表明自己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毛泽东遂决定由他与何叔衡介绍,于同年冬将李六如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李六如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政治思想等各方面有了更大的转变和进步,成为“点燃平江‘星星之火’的第一个火种”。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他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与手工业企业中,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他经过考察,了解到安源是工人最集中和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因而对其尤为重视,于1921年冬先后派李立三、蔡增准、蒋先云赴安源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

夜校开办后,工人读书热情高涨,入学者达600多人。但夜校缺乏教材,仅靠李立三等人临时选编,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此,正在平江工作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文委委员李六如,被毛泽东调往安源去编写夜校教材。

李六如于1922年春抵达安源后,即深入到煤矿工人中做了大量的调研,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编写工作。他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每课内容都凝练成三四百字乃至20多字,以适应夜校工人年龄大、基础差的特点。

至当年10月,他编写出版了《平民读本》第一至三册;到次年5月,第四册面世。《平民读本》在湘、鄂、赣、粤等省发行量很大,到1924年3月,已再版4次。它是湖南党组织较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读物,是湘区党委从事工人运动,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的好教材。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即,中共各级党组织选派骨干去做国民党的工作。这年4月,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六如、何叔衡等被选为执委。为了给湘区党的宣传工作筹集经费,李六如受何叔衡委派前往广州活动,以争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经费援助,附带为湘江中学筹款。

李六如带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公函以及中共湘区委员会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介绍信,先赴沪找到了正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任秘书的毛泽东,由毛介绍,向叶楚伧、邵力子先行垫借了300元汇寄回湖南,解决了湘区经费紧缺的燃眉之急,使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然后,他乘船抵达广州,托熟人关系,辗转找到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的廖仲恺以及汪精卫等人,确定由国民党中央每月接济湖南省党部1000元;同时又从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的谭延闿以及湘军军官鲁涤平等人处为湘江中学募集了一大批资金。

在拜会谭延闿时,谭念及李六如与自己是同乡加故交,就想让李留下来帮办党务。李六如与陈延年接头时,当面汇报了他此行的任务及其办理情况,并就谭延闿想留他帮办党务一事进行请示,陈表示赞同。于是,李六如便在湘、桂二军总部各挂了顾问官的头衔,并担任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在这一特殊岗位上,他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竭尽全力做好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同年秋、冬之际,李六如作为北伐军总部党务处长,随谭延闿参加了第一次北伐。北伐失利后,李遂回广州,担任第二军校政治部指导主任与教官,同时兼任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委。他在中共广州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湘军中积极慎重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他见与自己朝夕共事的湘军总部特别党部常委的方维夏很有正义感,便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送给方阅读,还向方秘密介绍了有关共产主义、共产党等问题,从而加深了方对党的认识。

不久,经李六如和刘显黄介绍,中共广州区委批准了方维夏入党的请求。方入党后,中共在湘军中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并逐渐由第二军校发展到各团。至次年秋,鉴于湘军中的党员队伍壮大,该党小组又升格为党的特别支部,李六如任支部书记,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为了加强湘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李六如和方维夏代表湘军党务处,前往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请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并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毛泽东到湘军中就如何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的问题进行演讲。

毛泽东见到李、方二人,喜出望外。李六如发现毛泽东仍然身穿粗布衣,脚登黑布鞋,与4年前在长沙第一次见面时的穿戴一样简朴。而自己却穿着擦得光亮的皮鞋,熨得笔挺的西装,不免感到脸红。由此他暗中反省自己,下决心今后向毛泽东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切实做到艰苦朴素。

看了李六如的介绍信,听了他关于湘军情况的介绍及其来意,毛泽东欣然接受邀请。随后,毛泽东如约赴湘军讲武堂作演讲,他用地道的家乡话深入浅出地向学员讲述了依靠工农的重大意义。当讲到工人农民和阶级压迫这个问题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宝塔,并说,阶级好比是个塔,你们看,最下层的塔基,多么宽、大呀!

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再上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数很少。塔顶上,是帝国主义同军阀。他们虽然很凶,但人数最少,只要我们把这被压在底下的塔基一翻,他们就站不住了,就会马上倒下来。

他做了个翻塔顶的手势,笑着问道:“你们说,对不对,到底是塔顶的力量大,还是塔基的力量大?”湘军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对,塔基的力量大!”李六如、方维夏听了,也深受启发。

1926年7月,李六如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四师中将党代表,率部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他回到湖南和夏明翰一道去平浏组织秋收暴动。暴动失利后,李六如化名潜往上海,和一名党的联络员接上了头,并通过该联络员安排,于1928年9月的一天晚上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

按照周的指示,李于同年冬从上海启程远赴新加坡,被任命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负责办一份公开出版的“天秤”小报。

1930年初夏,李六如被调派去中央苏区瑞金工作,但因闽赣交界处的要道长汀被敌军攻占,他被阻滞于“闽西苏维埃政府”(后改组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临时驻地虎岗。因闽西急需要干部,时任闽粤赣边区省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便将李六如留下来,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一年后,李六如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到汀州。1932年秋的一天,他听同在省苏维埃政府工作的范乐春说,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病了,而且即将来汀州。李一方面为能再见到毛泽东而兴奋,另一方面也担心毛泽东的病可能是因战斗受了伤。

这天傍晚,当李六如正在房间里批阅报告时,得到了有客人来找的通报,遂赶紧起身相迎。只见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名医傅连暲的陪同下,已跨进门来。李六如惊喜万分,立即跑上前,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快请进来坐。

”毛泽东偕傅连暲落座后,关切地问道:“六如同志,身体可好?”李连忙回答:“好,好!”他见毛泽东确实消瘦了许多,且与医生同来,遂关切地问道:“毛主席的伤势怎样?”傅连暲回答道:“不是受伤,是疲劳过度,毛主席太辛苦了。”

李六如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毛泽东又问他:“我早知道你到苏区来了,你觉得这里比长沙、广州、上海、南洋怎么样?”李六如深有感触地回答说:“那不能比啰!这是工农群众的天下,革命的天下。好得很!”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接着,李六如问傅连暲:“傅医生,毛主席住在你们医院,各方面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本来我们还想搞好些,但毛主席说已经够好的了,现在环境困难,要跟广大群众一样。”说到这里,傅欲言又止,望望毛,又望着李,婉转地说:“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秘书长,这要你才能帮忙!”

经李六如询问,傅连暲才和盘托出:“毛主席太劳累了,失眠,精神上十分需要安静。可是,打更的每晚走过,嘭嘭嘭响得很,我建议把打更停止一个时期,只要你下个命令……”“那可以啰!我可以通知他们,晚上只巡逻,不打更。

”毛泽东却态度坚决地朝李摆手,说:“不行,不行!也不应该!巡更既为报时,亦为防火防盗,是民间老习惯嘛!这是群众性的需要,不能因我个人而取消。”同时又对傅说:“你的意思很好,但我们是革命的共产党员,不能摆国民党官老爷的派头,你看是不是?”傅微笑着连声说:“对,对!”

随后,毛泽东问及汀州的一些情况,李六如如实相告。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次日,李六如又前往北山脚下的医院去拜访毛泽东。走进毛的房间,见他正在伏案疾书,李六如便关心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啦!”在随后的交谈中,李六如就如何搞好苏区经济工作的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探讨,交换了看法,感到心里更加亮堂了。他们一直谈到黄昏,才依依惜别。

深受毛泽东重用

此后,李六如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局长、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李六如被留下来参加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工作,度过了转战赣南的艰难岁月。

1937年10月,经党组织安排,李六如和妻子王美兰辗转到达延安。李六如被任命为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不久还兼任行政学院代院长,其妻任毛办秘书处干事。李六如在任秘书长期间,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和承办了大量的文电、报告、书信等文稿外,还组织和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城镇调查,或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查询,或请各方面人士座谈,广泛收集边区和国内外各种情况和信息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逐项整理后,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毛泽东研究使用。

在调查中,李六如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秉笔直书,真实地向毛泽东提供第一手资料。

自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陕甘宁边区日益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瞩目,国内外人士频繁来访,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涌向延安,李六如为此认真细致地作了大量的接待工作。他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负责筹备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并按制定的编纂计划,与秘书和培元共同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

编写工作启动之前,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李、和二人共同研究确定编写提纲;书稿完成后,毛泽东亲自为该书题写了“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的题词。

并于1939年1月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强调此书“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草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特请周扬“全权修正此书”。该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后,向国内外真实而全面地介绍了边区情况,从而打破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边区的肆意攻击与诽谤。

1940年冬,李六如调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奔赴东北,历任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东北财经干校校长、东北司法部部长兼东北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9月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由毛泽东提名、中央决定,将李六如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常务副检察长(两年后兼任党组书记)。

当时,担任检察长的罗荣桓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一个时期,李六如受委托主持全面工作。1949年10月22日,在北京中南海宣告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署,决定由李六如作为五人起草小组召集人,尽快起草人民检察署组织大纲。

起草小组同心协力,很快编写出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草稿。该组织条例经讨论修改后呈报毛泽东,获得首肯。作为新中国检察工作的首部法规,它为日后全面、系统地建立各项检察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依照该组织条例的有关规定,李六如在抓紧建立健全最高人民检察署自身机构的同时,又着手组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于1951年冬在北京召开了以精简国家机关为中心议题的全国编制会议,有人在会上提出精简检察机关、让它“名存实亡”的意见,即只保留检察机关的名义,不单独设立机构,不配备专职干部,检察方面的工作一律由公安机关兼办。

该提议被编制会议认可,并作出相应决议。从上边刮来的这股“取消风”,对检察机关冲击不小,使正在组建中的检察机关受到很大影响,组建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检察业务也难以开展。

当时李六如出差不在北京。时任广州市检察署检察长郑北辰在得知全国编制会议的这一决定后又气又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坚决反对检察机关“名存实亡”,并陈述了他反对的理由。

毛泽东阅信后,亲笔在上面批示:“请检察总署党组提出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即书面报告毛泽东,说明刚刚建立的检察机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举了若干重要例证,证明检察机关在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从健全国家法制的角度考虑,不应该撤销检察机关。

紧接着,赶回北京的李六如立即致信周恩来,声明他不在北京期间,全国编制会议作出撤销检察机关的决定,事先根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他不同意这个错误的决定,并从国家制度上和实际工作上说明了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权衡利弊之后,毛泽东决定保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组建工作遂得以继续进行。

关注老战友书稿

早在延安工作期间,李六如就萌生了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用文学手法写成一部自传体小说的想法。但在当时,他作为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工作繁忙,难得闲暇,只能利用下班后、入睡前的零星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一点。

这样日积月累,竟形成了几百页的写作素材。以后,他把这些材料按不同性质加以分类、整理,写成了札记,即《由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见闻记》和《浪漫的人生》。抗战胜利后,这3本札记随他转战东北,一路来到北平。

1954年末,李六如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时间充裕了,于是他拿出珍藏多年的3本札记,边看边想,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他一生最后的战斗——创作3卷本巨著《六十年的变迁》。动笔前,他首先拜访了几位从事文学创作的老朋友,虚心向他们请教。

接着他花费很多时间,精读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英烈传》、《彼得大帝》等多种中外历史小说,做了大量抄录和批阅,还通读了《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稿》、《小说丛考》等多本专著,以便从中汲取营养。

在创作中,他又大量收集材料,调查走访,反复核对史实,务求全方位,多角度地把这些历史事件写得更加客观、丰满,做到引人入胜,又无懈可击。

1961年,他带着秘书来到湖南。在长沙,在平江,他和乡亲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他还长途跋涉到江西、福建等一些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寻访革命旧址,查找相关资料,探望革命老人,收集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毛泽民、何叔衡、瞿秋白、方维夏、郭亮等人的资料,以及平江农民暴动、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苏维埃根据地和反“围剿”等历史事件的鲜活资料。

奋笔疾书两年多,李六如终于完成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几经修改后,他自己花钱打印了若干份,郑重地送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其他同志审阅。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位老同乡、老战友会在古稀之年,抱病写出一部洋洋22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因而对他更加钦佩。

毛泽东亲笔批示将书稿交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负责审阅。林审阅后,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代表中央宣传部肯定了该书稿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少年富有教育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李六如参照这些意见,又对书稿进行了精心修改,随后于1957年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