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8：中国富豪形象集体崩溃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一些民营企业家们过往的口号、目标和豪情，在2008年里一下子变得惨淡，个中的谎言、失意、悲情也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年末，各种贺岁片充斥着电影院，如果给中国民营企业主们推荐影片的话，重温《肖申克的救赎》和《阿甘正传》或许是上乘的选择——在前者当中，生命是一种残酷的选择，在后者当中，生活是一种诚实的坚守。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一些民营企业家们过往的口号、目标和豪情，在2008年里一下子变得惨淡，个中的谎言、失意、悲情也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刘根山、黄光裕、邱继宝、杜双华、许家印、汪远思、张茵、牛根生、魏东、荣智健……他们像是一群泄露隐私的明星，被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着。
为中国富豪群体描摹向来是一件困难的事。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小撮群体的悲情，是中国政经体制改革“绕不开的代价”，也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无需给他们的悲情扣上诸如“成人礼”等高帽子——中国民企的“成人礼”是一个动态的阶段和过程，而不属于特定的事件或年份。
政商关系断裂：刘根山与黄光裕
刘根山和黄光裕是2008年“落马”富豪的两位代表。前者为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后者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一个于今年7月中旬被正式批捕，一个于11月中旬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刘根山被称为“公路大王”，黄光裕是家电零售界大亨，两人都曾是资本市场的腾挪高手，茂盛于2002年在香港借壳上市(后又弃壳)，刘根山赫然名列“2003胡润资本控制50强”；国美于2004年在港借壳上市，黄光裕于这一年10月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二人的落马却与资本运作并无太大关联。刘根山是上海社保案关健人物之一，在躲过2003年周正毅案、2005年张恩照案、2006年张荣坤案可能的关联后，未能平安度过2008年，让人们想过一句中国俗语：“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尽管有关部门曾就黄光裕涉嫌操纵几家上市公司股价对之进行过调查，本次被拘的原因是“涉嫌经济刑事案件”，但人们更愿意将其落马与今年9月以来商务部外资审批腐败窝案联系起来。
刘根山落马后，有人拿他与同为“公路大王”，却已于两年前倒台的张荣坤作对比：“刘根山和张荣坤相比，刘根山更显精明：一、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达200公里(投资超过100亿元)；刘控制或曾经参与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00公里以上(实际投入不到100亿元)。二、张的资金来源是社保资金和银行贷款，刘却没有借过社保资金。三、张的慈善捐款、贿赂金额都很大，刘的贿赂金额相对较少。从这三点来看，刘根山的权力关系网明显比张荣坤'硬'很多。”寥寥数语，政商勾结的潜规则跃然纸上。
折戟的黄光裕只有39岁，不禁让人想起唐万新。曾辉煌一时的“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曾找人算过命，算命的大师告诉他，你的一生大起大落，40时将会倾家荡产。唐万新听完大笑。未料到他后来锒铛入狱，正是40岁生日之前(2004年)。
黄光裕自然不会落得唐万新般的境地，而同为“不惑之年”之前折戟，令人心生唏嘘。不过，唐万新与黄光裕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向来不习惯，甚至抵触与政府部门合作，而后者深谙政商联盟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求生：邱继宝与杜双华
邱继宝与杜双华，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两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一个地处浙江，一个身在山东，前者是“缝纫机大王”、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后者是民营钢铁巨贾、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
邱继宝身上的“明星”气质，并非来自他的财富增长速度(这一点他远逊色于杜双华)，而是来自他头上的政治光环。6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飞跃集团调研时，对企业经营和管理情形甚为赞赏，并称邱继宝是“国宝”。6年后的2008年3月，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邱国宝”再一次受到令多数民营企业家们艳羡的礼遇——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主动问候和鼓励。
殊不知，彼时的飞跃集团其实已危机四伏，资金链断裂在即。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评价邱继宝称，飞跃出事是注定的，只是早晚问题，原因是近几年邱继宝急速扩张，并大量拿地建造工业城，飞跃定会止于“跃进”。
然而，飞跃危机公开之前，台州市及椒江区政府已出台了具体措施、“协助”飞跃集团渡过难关。6月初，通过浙江省政府的出面，飞跃的各家贷款银行与之签署了不压缩贷款的协议。一个月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浙江调研时鼓励邱继宝“视压力为动力”。
这个时候的杜双华，仍在“闷声发大财”，不过两大危机已经来临，一是钢价开始进入全面下跌通道，二是山东钢铁入主日照钢铁决心已定，“一山难容二虎”，杜双华面临出局的可能，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到来。
后来事态的发展速度超出业界的预料，11月5日，即杜双华成为中国内地“二富”满月之日，山钢与日钢签定了重组意向书，中国企业史上又一出国企整合民企大戏正式拉开帷幕。杜双华属于“江湖派”，他遂打出两张牌，一是马上解除银行授信协议，将抵押给银行的铁矿石等资产变现，二是继续通过在二级市场购入名为“开源控股”的上市公司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为日后的“二次创业”提前布局。
在山东省政府打造日照“临海钢铁精品基地”的宏大战略下，杜双华和日钢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而就在日钢被整合的宿命正在进行时，坊间盛传“浙江民企出现倒闭潮”，浙江省工商局局长连忙辟谣，并不无诙谐地说：“我们能够原谅刘翔因伤跑不动，为什么不能够原谅邱继宝难以持续经营呢？”
同为求生，邱继宝这一年走出了一个“U”字，而杜双华的轨迹是“倒U型”。杜双华会嫉妒邱继宝吗？
迷失地产：许家印与汪远思
这一年是地产商们倍感压抑的一年。许家印和汪远思是其中的两位。前者是恒大集团董事长，后者是思达集团董事长。一个在广州，一个在郑州，二人的共同点是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的河南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性格张扬，后者要低调得多。
许汪二人在2008年地产业陷入低谷之前均做了一次豪赌——许赌的是上市，汪赌的是地产繁荣的周期，结果两人都赌输了。许家印于3月20日宣布上市计划中止，到嘴边的鸭子飞了。汪远思把“郑州最好的房子”盖好了，却乏人问津，无奈于11月底将“思达系”的地产业务控股权以“零价格”甩了出去，连同一身巨债。
许家印的“迷失”与他在国际投行上市策动下豪情冲天有关，前两年尤其是去年第四季疯狂拿地，结果在遭遇“地产冬天”时，与投行的对赌让恒大付出了代价；虽然之后通过私募股权融资使恒大资金链暂时得以缓解，但相对应的是恒大继续出让更多的利益。
汪远思的“迷失”同样与赌性有关，不过除却银行借贷之外，他动用的另外一只杠杆是民间集资。尽管他最后实现了“金蝉脱壳”，但在众多小债权人的声讨下，有政府背景的新股东还是要与汪远思对簿公堂。
一个被投行“要挟”，一个遭民间及政府债权人反戈，许家印和汪远思的教训不无深刻，且后者要甚于前者。许家印式的地产商在这一年中数不胜数，他的好友、同在广州的昌盛集团董事长邹锡昌便落得与他同样的宿命，于是面临将旗下优质资产、广州地标之一的中华广场出让的无奈。尽管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永不与投行打交道”的言辞有些许夸张，但话糙理不糙——即便你甘愿作卧薪尝胆的勾践，投行也成不了范蠡。
汪远思式的案例在这一年中同样不乏其数，浙江丽水银泰集团、河北卓达集团等，已发生或正遭遇相同的尴尬。在相关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形下，民间集资这把双刃剑要比问道投行的风险更高，失控后的局面也更为麻烦。
尽管这一年地产商集体失意，但这并不构成个体不反思自身战略和局限性的理由和借口。在这个无法预期到底有多长的“冬天”里，除了苦争春，地产商们不妨重读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来提升或重构自己及所执掌企业的心智模式。
社会责任拷问：张茵与牛根生
张茵和牛根生，前者是玖龙纸业董事长，后者是蒙牛集团董事长，一个生于1957年，一人生于1958年，都是孔夫子所言“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两人在2008年都曾受到来自各方的拷问，百口难辩。
向来低调的张茵未曾料到“祸从口出”，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了三条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选择进口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至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此言一出，民间一片哗然，在媒体传播和放大效应下，张茵很快成为了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全部扣到了她的头上。
这个时候的牛根生，正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3年前他把自己持有的蒙牛股份裸捐了，于是他宣扬“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而“小胜凭智，大智靠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等“牛氏语录”一时风靡大江南北，牛根生以一副行业领袖和道德标杆的姿态高高在上，与张茵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张茵为自己辩解，却发现收效甚微。彼情彼景，“张茵”更是一个符号，向她拍来的“砖头”更像是针对整个富人群体。一个月后，事件稍为平息，张茵却陷入另一起漩涡——香港一家名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民间组织发布的一份《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赫然在列。张茵被激怒了，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舆论再度哗然。
风波最终以张茵承认玖龙“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收场，她改以一种平和和冷静的心态接受质疑、批评和监察，并私下对朋友说自己经历了一次“蜕变”。
牛根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后来受到的良心拷问远比张茵大得多，并最终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责任和道德神话的泥沼中。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他在博客上“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的豪言被公众解读为推卸责任，信誓旦旦称做好了引咎辞职准备，也被斥责为作秀。甚至一个月后，他写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董事的信件被喻成“万言书”，不少人对他的“装屈状”再次表示愤慨；尽管牛根生“保卫民族品牌”的呼吁得到了他的企业界好友们的积极响应，但却很难像宗庆后当年一样赢得广泛的“大众粉丝”。
有人说牛根生比张茵还“青涩”，有人感慨“中国崛起”任重道远，并称“中国的崛起必是道德的崛起”；或许，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有必要记住一句印第安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下，让灵魂跟上来。
资本苦酒：魏东与荣智健
“涌金系”原掌门人魏东和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大佬，却在2008年双双落马，前者更是命归九泉。
魏东被称为“金融界的奇才”，13年前他与人联手摧垮万国证券一举成名，6年前收购湖南九芝堂，旗下的国金证券于去年开创券商成功借壳上市之先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奇才”，却于刚过“不惑之年”不久的2008年4月底选择从自家窗台上纵身一跃。
魏东的倒下又一次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诡云谲展现无遗，鲜有人想到资本与权贵联盟遭遇掣肘，会是以前者了此一生的方式得以终结。
此时的荣智健正为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一个矿山项目的开工而庆贺。同时基于中信泰富去年的不俗业绩，高盛遂调高对其的评级。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6个月后，中信泰富爆出因投资澳元外汇Accumulator(累计期权)导致巨亏的丑闻，中信泰富股价狂泻，荣智健这位一直以来的商界领袖形象大打折扣。
魏东将偌大的产业留给了自己的妻子陈金霞，其遗书一度被视为一组“达芬奇密码”，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其中的玄机和奥秘。直到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人们才将焦点集中到券商借壳上市前后的资本腾挪和相关方的利益输送上来。
相比之下，一直以来荣智健将自己在中信泰富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玩转到了极致，哪怕此次丑闻被指“明知故犯”，本身就是“红顶商人”的荣智健也不会为政商关系所羁绊。不过，在他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助时，中信内部就是否援救一度产生分歧，这又何尝不是权力博弈呢？
本月19日的中信泰富股东特别会议，通过了向中信集团发行15亿美元可换股债券的决议；会场外约20名小股东示威呐喊，要求荣智健“下课”，荣智健自然不会理会，或许在他看来，稀释自己的股份虽是不得已之举，或也是最大的退让。
而“胡润百富榜”上曾有两个魏东，一个即“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一个是福记食品掌门人魏东，前者陨落后，有人开起灰色玩笑说：“谁说开餐馆的不如搞金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