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简历 评张维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陷阱“

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一书自年初出版以来,随着阅读人数的增多,渐呈洛阳纸贵之势。坊间与士人热议此书,官媒多有赞颂,只是民间批评文章不多。中国选举网有方绍伟的批评文章,惜乎未击中要害。

此书的长处在于作者凭借外交官之身份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实证考察,作者能以大量的经验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模式在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估计,这也是民间批评家一时难以下手出击的原因。但在我看来,本书虽长在经验事实,却短在学术理论。

许多赞扬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给力的对30年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然而,恰恰在理论总结上,张是失败的,至少张的理论总结很难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或说,这是体制内精英不满于“只做不说”而施行的又一次不成功的理论探索。

正如方绍伟的批评所指出的,张维为此书的言说方式横跨学术、政论与新闻三个领域,基本是一种介于新闻与学术间的政论式言说,但在学术的严谨与规范上,张有所欠缺。特别是张新造的学术概念:“文明型国家”,恐难被国内学术同行认可。张是外交家兼学者,其学者的专业应为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但张的此书由于是力求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作理论总结,因此其本来的专业学识显然不足以支撑,这也是他理论探索失败的重要原因。

窃以为,要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至少需要有围绕人、社会、文化这三大领域的学科理论支撑,这些学科应该是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缺乏这三个学科的必要修养学识而奢谈理论总结,不过是痴人说梦、夏虫语冰。具体说来,至少牵涉这些学科的下述理论:

1, 1)哲学认识论领域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2, 2)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

3, 3)人类学领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本文即以这些理论对张展开批评。张的《中国震撼》立足政论而偏向新闻,本文作为对张的批评,为要兼顾可读性与说理性,则立足于政论而偏向学术,对于一些理论观点,基本以阐述为主,省略论证过程,除非被批评者或读者提出要求。

[二]陷阱

中国震撼、中国奇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看、如何解读。中国模式(道路)是相对成功的,也蕴含着一定的道理,否则不会出现中国震撼与中国奇迹,但这个模式中也确实存在着陷阱。中国模式之争,实际就是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之争,或说是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之争。

中国模式基本是在违背普世价值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这就使二者之间的对立具有了相当的尖锐性与重要性,因为这个争论的解决对于大批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很显然,中国模式在当下面临着三种选择:

1, 1) 继续坚持,从而无可避免地步入陷阱,迎来危机;

2, 2) 完全放弃,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3, 3) 对之做重大调整,基本接受普世价值的约束,与西方实现良性互动。

张显然主张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我主张的是第三种选择。

近日笔者在中国选举网上见到尹保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等收入与“陷阱中的增长”》,因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这里做一简单介绍。尹先生是笔者十分钦佩的一位现代化理论专家,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下为数不多的杰出学者之一。

他认为,虽然所有陷阱都包含着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都等于陷阱。陷阱的特点是表面平坦下面却隐藏着深渊。我这里再补充一下,陷阱具有进去容易出来难的特点。尹认为,后发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三个陷阱的诱惑:1)大政府;2)国有化;3)传统文化。

只有日本与亚洲四小虎摆脱了这三个陷阱,成为特例。其余都是陷阱中增长的常规国家。中国不幸也属于常规。在他看来,一个时期的高增长不能说明体制有效,在陷阱中,各种问题将持久化或永恒化,改革动力则持续递减,造成此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纠缠与制约。

张维为当然承认中国模式存在问题,但他显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陷阱。对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几种不同态度,一种是由于体制新创,尚不能彻底纠正旧体制以及外来的错误影响,只要假以时日,新体制彻底完善巩固,目前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

这种态度类似于老毛当年为自己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辩护,所谓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说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张显然是这种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与尹保云的观点,新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致命缺陷,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以此出发,但要在适当时机对之改变,否则体制中的缺陷会酿成大祸。

[三]现代化

为要说明中国模式所包含的陷阱,必须先谈谈现代化的问题,或说,陷阱的问题必须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量。

中国历来的问题,表现为两个矛盾:1)官民矛盾;2)贫富矛盾。但这两个矛盾不是井水河水互不相干的平行发展,而是彼此纠缠互相影响,官民矛盾基本居于主导地位。不仅现在,从秦汉以来一直如此(外族入侵时期除外)。

这两个矛盾不仅是困扰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问题,相对中国而言,其他国家还有宗教与种族(部落)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是现代化的任务。现代化不仅仅是飞机大炮、道路桥梁,而是要解决困扰着人类的官民与贫富矛盾。

这不仅要使生产力大大发展,而且要使人摆脱异化与依附,获得相对自由。这就要求人类驯服权力与市场这两大文明机制。现代化通过民主与科学驯服了权力与自然,不说彻底,但基本解决了官民与贫富矛盾,使社会摆脱了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但是在驯化市场方面,还不成功。然而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不如对权力的驯服,目前还不是中国人的重要问题。

当下中国以传统的和谐为社会价值,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此前,执政党追寻的是斗争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整个社会天天忙于窝里斗。然而,即使和谐登上大雅之堂,和谐于我们仍如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和谐稳定总是来之不易。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基本可以说实现了和谐,至少官民、贫富之间的矛盾,不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何故?因为人家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还在转型途中。西欧历史上也存在着官民与贫富矛盾,但由于地理文化的原因,西欧的主导矛盾一直是贫富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的原因。或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一种试图通过阶级博弈解决人类传统矛盾的学说。

有各种现代化理论,但笔者赞同的是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的奠基者有两人:德国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与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一般分为器物、制度与观念三个层面(中国首先提出三个层面的似乎是梁启超),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层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分法,这种分层容易忽略文化观念的作用,导致经济决定论,因而不宜采用。

所谓的现代化,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仅仅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基本未跳出清末李鸿章把现代化看做“坚船利炮”的狭隘视野。

经典现代化理论包括了器物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城镇化)与科技化;制度层面的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私有化;以及观念层面的理性化、世俗化与多元化。以此反观30年的成绩,要说现代化或准发达,顶多只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则是半现代半传统,文化观念层面还是落后的中古文明观念占压倒优势。

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文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充要条件,而器物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根据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得出的结论。现代化、资本主义,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理性/合理性(rationality)。

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二战后西德与日本的重建。由于日本与德国在战前基本完成了现代化,故器物层面的恢复只需要短短的20-30年(约一代人的时间)而没有观念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上去快,下来也快。譬如曾经的伊拉克与伊朗。

本文对《中国震撼》一书的批评,基本是围绕着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