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安娜王妃到白晓燕

1997年8月31日有一条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前妻戴安娜本地时间五日凌晨在巴黎遭遇严重车祸,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然而令人更加震惊的是,这并不是一宗纯粹的交通意外,戴妃之死在很大程度上与某些媒体记者不计后果的跟踪摄影有关。

据报道,当天深夜,戴安娜与男友为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放走了自己的专用车,引开了一些从下午就一直跟踪的摄影记者,但戴安娜乘坐的汽车后,仍有7个摄影记者骑摩托车追踪,而且临时被请来为戴妃开车的酒店保安事后被证实"其体内酒精含量超过交通法规规定的三倍"。全速行驶的汽车驶至塞纳河阿尔马桥下隧道时,失去控制,撞在隧道里的立柱上,戴妃的男友与司机当场死亡,戴安娜深受重伤,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就这样,高速的追逐与走避、非职业司机的酒后驾驶,或者还有其他未知的原因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事后这些受到警察刑事调查的摄影记者中有人辩称与戴安娜一路同行是"意外的巧合",或称"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到达现场的",尽管有关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尽管这些摄影记者是否对戴妃之死直接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尚有待司法部门的最后认定,但这些摄影记者罔顾职业道德、不择手段的卑劣做法已引起了社会舆论对新闻界猎奇,干扰私人生活做法的强烈愤怒。戴安娜的兄弟也在事后声讨那些在事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偷拍记者时悲愤地说:"我一直觉得新闻界将最终置她于死地,但我没想到它们起的作用会如此直接。"

对于这起惨剧中几名涉案的"帕帕拉齐"(paparazzi)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新闻职业道德的行径,社会公众、戴安娜的亲属、各国政界,以及传媒界都表示了强烈的谴责。然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车祸发生之后,他们也丝毫不顾及救人性命的大事,依然只顾埋头拍照,甚至还将镜头直接对准尚在淌血的人体,对准破碎的玻璃内的距离仅几厘米的人体进行拍摄;有数名摄影记者还对周围行人不停地推搡,高声辱骂,认为妨碍了他们的拍照,甚至连第一批赴来救助的两名警察,也受到了摄影记者的推挤,其中的一名摄影记者对此冷漠地说:"对于鲜血早已司空见惯。"

这些"帕帕拉齐"们的以上做法,非但缺少新闻职业道德,而且连最起码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都沦丧了。为追求这种所谓的"新闻价值",他们的道德原则已被严重扭曲,这种漠视生命的态度是相当可怕的。

然而,作为"媒介极度自由"的牺牲品,戴安娜不是唯一的,也不会是最后的,戴安娜事件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如果不是戴安娜在事件中意外身亡,人们或许仍然对小报刊载的名人隐私津津乐道。无独有偶,1997年早些时候,台湾某些新闻媒体在一宗绑架勒索案件中为抢新闻不顾人质安全的做法,起到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

今年4月14日,台湾著名女影星白冰冰的独生女白晓燕遭绑匪绑架,绑匪要求白冰冰以500万美金作交换条件。其勒索赎金额之高,创台湾治安史纪录。由于案件涉及知名艺人,又有创纪录的巨额赎金,于是台湾各大媒体纷纷闻风而动,见缝插针、有孔泻水,互相之间为了竞争"独家报道",机关算尽,把事做绝。

绑匪于4月14日绑架白晓燕后打电话向白冰冰勒索,白于当晚9时向警方报案。本来警方预备采取秘密方式来营救人质、缉拿绑匪,但从一开始就受到无所不在的媒体的干扰。"从白晓燕被绑票的当天起,各电子媒体即守在白冰冰位于林口的家门口。为了躲避警方的驱赶,有的记者扮成槟榔小弟,有的则扮起了货车司机,成天守住白冰冰,生怕遗漏白的一举一动",还利用长焦距摄影器材拍摄白宅内的景象。"记者们甚至还采用最新的电子设备监听警方通讯,驾车或租用直升飞机跟踪警方行动,以至于警方不得不频繁更动通讯方式和使用暗语,还故意传播假信息,以干扰记者的行动"②。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完全避开媒体的追踪,当媒体一旦得知绑匪通知她交款和碰面时,便出动10多辆汽车紧随其后,有些媒体甚至在绑匪约她碰面的地点开来了一辆电视转播车。由于媒体的直接介入,绑匪在向白冰冰多次催要赎金未果之后,感到躲得过警方躲不过记者,于是气急败坏,疯狂撕票。

从白晓燕被害的时间来看,也从侧面证实媒介在过程中所起的为虎作伥的恶劣作用:白晓燕的尸体,28日下午被台湾警方在台北县五股大排(水沟)中发现,经验尸,白晓燕死亡时间已有8至10天之久。由此可以推断白冰冰4月14日晚接到绑匪电话之时,白晓燕尚在人世,她死于18日至20日之间,正是白冰冰17日、18日两次与绑匪约定交付赎金未果之后,因此媒体所作所为对白晓燕之死并非毫无关联。台湾社会各界对传媒如此不负责任十分愤慨,纷纷表示谴责。当事人白冰冰对一些新闻媒体不顾人质安全,盯人盯车抢新闻的做法十分气愤,她悲愤地质问:"不知这些记者究竟是在救我女儿,还是在逼绑匪对我女儿下毒手?"

在4月26日之前,尽管媒体早已介人案件侦破过程,但大部分媒体表面上还遵守着警方限制报道的禁令,尚未直接将案件推向公众;而当日凌晨,由于警方已与绑匪直接遭遇并交火,加上媒体方面已经有《大成报》、《中华日报》和TVBS电视公司等抢先播发白晓燕被绑架的新闻,使白案消息曝光,警方迫于无奈向新闻界公布了案情。此时,早已按捺不住的台湾各新闻媒体终于全面爆发了,也许当天一份报纸的大字标题最能体现媒体的这种心情:"守秘12天媒体拂晓总攻击"。在无线三台中,"中国电视公司"率先以字幕方式播出新闻快报,随后,"中华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也纷纷跟进,三台并且透露,在此事件中三台前后共动用了上百人次在白家守候;各家有线电视台也分别在最快的时间里报道了这一事件;在报章方面,"4·14"绑票案成为以后几天各报的重头新闻,其中报道最多的报纸,每天竟有5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白晓燕事件。

在事件过程中,台湾多家媒体24小时守候在白冰冰家门口,甚至利用高科技手段窥探大门深锁的白家。媒体记者不仅对白冰冰本人贴身盯梢,并时时处处跟踪与白案有关的人员,对所有进出白家的人强行采访、摄影,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被采访人的尊严和个人隐私,而且不顾当事人心中的感受,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及至发现了白晓燕"双手反绑,全身赤裸,面目全非"的尸体,一些传媒又大幅刊出,生怕在刺激读者的感官上"落后半分"。这种做法不啻使受害者和其家人遭受再次打击,以至于有听众在事后进行的广播专题讨论时打电话表示,"白晓燕'幸好'死了,即使歹徒没有撕票,一个女孩的裸照这样被公开,她也只有死路一条了。"③在这两件本无关联的事件中,这些新闻记者表现出的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难道这些新闻工作者真的丧尽了无良,真的那么热衷于死亡和鲜血吗?也许英国哲学家罗杰·斯特鲁顿在《华尔街日报》上为戴安娜之死而撰写的文章中才真正指出了这种行为的本质。

文章认为,"从自由职业摄影师到花边报刊的编辑,他们对金钱比对名人的隐私本身更感兴趣。驱使他们不择手段地追踪拍摄别人隐私的动力正是西方社会许多人对名人秘闻的好奇与贪婪。"④从这两个事件之后新闻界对此进行的反思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媒体对于是非观念的认知与公众舆论是一致的。在戴安娜车祸惨死的次日,巴黎的主要报纸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发表社评或言论,对媒体在戴安娜之死中的"责任"和新闻界的"职业伦理"进行反思。《人道报》以戴安娜作整版封面,并冠以"致死的追逐"大字标题。《解放报》在题为"致死的越轨"的社论指出,面对戴安娜在镜头下死去,从媒体、明星和读者这三个层面看,都有各自的"责任",都有从不同角度反思的必要。事后,英国、法国、德国的一些新闻媒体作出决定,鉴于新闻界在戴安娜之死中的"责任"有待查清,此次抵制刊发戴安娜车祸致死的图片。

而在台湾方面,在白晓燕不幸遇害之后,《中华日报》公开表达歉意,总编辑张潮江被迫引咎辞职;《大成报》除了由编辑部发表"遗憾与抱歉"声明之外,主动提请新闻评议会就该报报道白案一事进行评议;在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网举行的专题节目中,包括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李姓高层主管、《中华日报》的一位匿名的女记者在内的新闻工作者,都在电话中对媒体如此行径表示羞愧。而台湾新闻界自律机构新闻评议会制订的有关道德规范也有相关规定:

"采访重大犯罪案件,不得妨碍刑事侦讯工作。"(《以台湾报业道德规范》第一条第(三)款);"绑架新闻应以被害人之生命安全为首要考虑,通常在被害人未脱险前不报道。"(同上,第三条第(六)款);"新闻或广告不得刊登裸体或猥亵照片。"(同上,第六条第(三)款);"有关犯罪及风化案件之新闻,在处理技术上应特别审慎,不可以语言图片描述犯罪方法,并避免暴力与色情镜头。"(《台湾电视道德规范》第四条第(四)款)。

从新闻界对戴安娜和白晓燕事件的反思,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对新闻道德在认识层次上与行为层次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西方社会、台湾当局缺乏对媒体强有力的制衡体系,如法制或行政监督,媒体赖以自律的新闻道德也势必难以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在戴安娜之死和白晓燕案件中所表现出的道德缺失,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Th Game Theory)模型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假设现有互相竞争的两家传媒A和B,在有关报道中,如果不择手段、拼命挖掘隐私,正如新闻媒体在戴安娜之死和白晓燕绑票案中的"出色表现",媒体将会面临道德上的不利舆论评价,但由于缺乏实质性的制裁,因此假设媒体所承受的不利结果为-10,而媒体因此而得到的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为 100;反之,媒体会得到正面的道德评价 10,但却由此得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为零。下面模式可以显示媒体的选择过程:

博弈论模式B传谋不择手段报道相关新闻B传媒恪守道德谨慎报道相关消息A传媒不择手段报道相关新闻A:-10 100=90B:-10 100=90A:-10 100=90B: 10 0=10

A传媒恪守道德谨慎报道相关消息A: 10 0=10B:-10 100=90A: 10 0=10B: 10 0=10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对传媒有力的制裁措施,如果传媒A和B都恪守新闻道德,双方都得到正面的道德评价,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由于传媒A和B处于竞争之中,彼此不可能在事先了解对方的报道方式或达成一定的协议,一旦传媒以A(或B)选择恪守道德,而传媒B(或A)罔顾新闻职业道德,作不计社会影响的报道,那么在激烈竞争中,传媒A(或B)就将承受不利的经济后果,这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传媒A或B一般都会选择最不可能产生不利结果的方式,那么传媒A和B都不计后果的抢挖罪案新闻中的各种细节,成了媒体竞争中最有可能的发生的结果。

而且上述假定的模式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在现实中参与竞争的媒介远远木止A和B这么简单,在多角竞争的情况下,要在事先了解其余各家竞争对手的报道方式或达成一致的整体协议,更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就更容易出现上面的这种结果。

因此,当一名意大利记者马里约·布尔纳偷拍到戴安娜生前与男友在地中海的塞尔迪尼岛海滩亲吻的照片为他带来数十万英镑的财富时;当各种低级趣味的小报的销量大大超过那些严肃报刊时;当这些新闻规范道德的实现只能通过个人的道德良知来加以保证时,那么在商业竞争机制下媒体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罔顾道德,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西方民众对这些记者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这些刊登名人隐私、不计社会后果的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比一些严肃媒体有着更高的经济效益也是不争的事实。民众在谴责新闻界的同时又对这些小道消息津津乐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媒体的经营方向;而由于媒体的充分炒作,又强化和刺激了受众的这种畸形的新闻需求。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出现尽管社会各界、包括新闻媒体本身对媒体的这种行径都十分愤慨,但新闻界媒介还会继续这样做的怪现象。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的报刊争相登载揭露隐私、丑闻的报道。对于媒介肆无忌惮地暴露当事人的私生活的行为,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的概念,即"不被他人了解的权利(right to belet alone)"(Samuel D.Warran &Louis Brandeis,1890)⑤。但媒介为了寻求社会知名度或经济利益,不断越过保障当事人隐私权的道德界限,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从早年明星阮玲玉因"人言可畏"而被迫自戕,到英国王妃戴安娜在躲避"帕帕拉齐"的围追拍摄中因车祸不幸身亡,都是媒介对个人隐私权侵犯的案例。如何在媒介的新闻报道自由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并且可操作的平衡点,仍是新闻界将继续面临的一个问题。

新闻道德是所有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但它主要对人进行教化,依靠个人自省自律来实现其约束作用,而不具备强制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新闻道德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来规范记者的职业行为,而没有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行政措施对违规行为有力处罚,那么,道德要求将只能停留在良好的愿望之中,而很难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加强新闻道德教化的同时,必须强化新闻法制的建设,来规范新闻界的职业行为;也只有加强新闻法制的作用,新闻道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希望戴安娜或白晓燕式的悲剧有朝一日能够不再上演,让戴安娜和白晓燕只是成为媒体无节制的自由的最后的牺牲品。

(原载《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

作者简介赵民,男,1971年生。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助教。

①也有媒体将其译为"拍拍垃圾",原为意大利语,意为"嗡嗡叫的昆虫",后转意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师或记者"。这一角色最初出现在意大利导演费利尼1960年拍摄的电影《甜蜜的生活》中。在电影中,一位名叫帕帕拉佐的摄影师因追逐名人偷拍照片而"享誉"欧洲。之后,paparazzi在意大利便成为一项专门职业的名称。paparazzi:(Plural form:paparazzo)photographers,esp.freelance ones,who take candid shots,often in an intrusive manner,of celebrities for newspapers or magazines;根据"Webster's New Worldd College Dictionary on Power CD",version2.5,◎1994-1996Zane Publishing,Inc.

②以上两处引文分别出自:"轰动台岛的'白冰冰女儿绑票勒索案'始末",《上海电视》(上海),1997年6月A周刊(总第358期),第12、13页。

③据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网《新闻生活频道》之"白小燕案专题节目",1997年5月1日播出。

④"英国哲学家称戴安娜是西方'民主'的牺牲品",《新民晚报》(上海),1997年9月3日,第15版。

⑤《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