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干部秦勉 83年干部上书替红卫兵伸冤:被骗也是被中央骗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
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即“老红卫兵”,1966年8月“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老红卫兵的一句口号),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
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
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
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学生,新世纪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