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曾是接班人吗】张玉凤曾问毛泽东:为何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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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为华国锋最后终于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而作为毛泽东晚年同政治局的传声筒的毛远新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变相的接班人,毛远新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口含天宪、炙手可热的新贵。

毛泽东为何最终弃用接班人毛远新?

1966年1月下旬,毛远新穿着崭新的军装告别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前往南昌看望母亲朱旦华。

毛远新是“信息员”

毛远新在南昌看望了母亲,由方志纯安排上了一趟井冈山。听说大伯正在湖北南巡,他又来到武汉向毛泽东辞别。看到侄儿到来,毛泽东甚为高兴,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说。把手一招:“你去部队要路过湖南,跟我一道走,回韶山一趟。”毛远新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列车在离长沙不远的大托铺停下,毛泽东将慈父般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你替我到家里去看看。”

 

毛远新奉命代访故里。这是他头一次回韶山,按照伯父的意思也没有通知湘潭和韶山的地方政府,是由省委接待处派车从长沙乘轮渡过江,于晌午到达韶山。毛远新看了老家的故居,拜访了村中的几位同宗老人,下午3时乘车返回。谁知到了湘江边,恰逢风雨交加,轮渡停开,毛远新只好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

毛远新于次日绕道湘潭回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在韶山的所见所闻。伯父听侄儿讲到湘江被阻,开心地大笑起来,手指毛远新说:“祖宗有灵,你不住一晚就想跑,那不行呢,还是乖乖地给我呆一晚上。”毛泽东对侄儿那种宠爱而又亲和的父子般深情,淋漓尽致地得以表露。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住房里同毛远新聊谈到深夜才休息。

 

从1966年2月下旬起,毛远新在驻广西的空军高射炮某部服役了半年多。同年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了“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最高指示,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

 

这时候的毛远新,更是责任重大。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不变色,他奋发图强;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工。率先在哈军工学院组织了“红色造反团”。后逐步组成了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

 

早在1964年,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毛远新就成为毛主席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信息员。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毛主席带着他到北戴河,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在工厂实习,听了一些工厂“五反”运动的情况。

毛主席对毛远新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是怎么学的?只能听讲课能听得多少?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回答说:“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的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主席说:“不对,阶级斗争是我们一门主课,我已经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不了解嘛。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

 

毛远新开学回到哈军工后,向院长、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四清”的指示。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毛主席还讲了什么?”

毛远新接着说:(毛主席)“问哈军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时?我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学院开会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毛主席就说:“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何不学?学院有政治课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没有?都是讨论,上课有什么用处?应该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就这样,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1967年5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远新成了毛主席了解真实基层工作和基层直接传达中南海声音的信息员。

毛远新在毛主席的亲自培养下奋发图强,用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以身作则,将全部精力投身到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之中。年仅27岁就担起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等重任。直到1974年,又担任了沈阳空军部队政委、第一书记的重任。

因此,毛远新的革命工作成绩得到了毛主席充分的肯定。毛主席并称赞说:“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

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务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

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的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四人帮”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们利用毛远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丰泽园内,毛泽东躺着,身旁一个穿军装的便是毛远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已82岁高龄,再也无法视察大江南北,只靠“联络员”。毛远新看看手中的笔记本,很严肃地说:“我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从毛远新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

讲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虚弱的老人,老人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看不出什么表情。毛远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搞?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把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面露愠色,不再说话。毛远新心里一阵闷喜,他知道,他已经打动了毛泽东。

几天后,还在同一房间内,同样的人物,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小平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得对,邓小平偏袒刘冰。”缓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又停了一会儿,毛远新则奋笔疾书记录着最高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对,对。”毛远新边记边随着附和着。

随后的一个月内,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竭力否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却并非尽是谎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感到邓小平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晨8时5分,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沉着面孔,爬过中南海的围墙,照进游泳池旁边的一所宅院。

毛泽东,中国的巨人,人们爱戴的领袖,此刻躺在床上,动作困难。他用困惑的眼光望着坐在床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联络员毛远新。他正在向伯父汇报4月6日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和6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远新话音刚落,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代,“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

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但似乎还不放心,他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远新高兴地说:“好。”接着又编造情况告状,“上次开会,春桥同志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你看看天安门的情况,人们要推你来当纳吉。

说话已持续一小时,毛泽东感到累了,但他仍打起精神,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然后,掰着指头归纳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他的话很简短,说到最后挥挥手,表示要“赶出去”!

毛远新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立即应声道:“应该赶出去了!”然后灵机一动,站起来说,“我马上找华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叮嘱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接着又交代,“华国锋任总理。”

这话太突然了,毛远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张春桥为什么换成了华国锋?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议说:“国锋同志的任命和中央决议也一起登报。”毛泽东答:“对。”毛远新坚决执行,起身要走:“我马上去通知华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晚,钓鱼台十七号楼里,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发泄着对华国锋主政的不满,江青责怪王洪文对华国锋逢场作戏的礼让三分,毛远新急忙出来打圆场:“那个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对主席的指示还是认真执行的。他个人算得了什么,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当然不能做得过分!

”毛远新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开这个装着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华国锋是要乖乖照办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自此,毛远新在走向深渊的路上越滑越远,虽然毛泽东早已叮嘱过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终于,在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和他的主子一样离开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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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

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