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王开湘开国将领有多强悍?八位上将的长征记忆里有答案

201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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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那八双苍老而坚定的眼睛,一直闪现在我们的眼前.尽管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已经在8年前的那个10月离开了我们.然而,每当谈起长征,我们总会想起这

那八双苍老而坚定的眼睛,一直闪现在我们的眼前。

尽管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已经在8年前的那个10月离开了我们。然而,每当谈起长征,我们总会想起这八位老人曾经讲给我们的故事。他们是最后离世的八位参加过长征的开国上将。20年前,当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前夕,他们用珍藏在心底的记忆,将我们带进了他们的青春岁月。

那一年,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81岁。他们是:萧克、王平、宋任穷、杨成武、张宗逊、张爱萍、洪学智、陈锡联。

萧克

硝烟遮不住青春的面孔——55位战将在抗美援朝胜利两年后,组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却战伤最多的上将方阵。他们中间,90%的人参加过长征。

那个背影挺拔而倔强。令人难忘。

京城的第一场春雨骤然而至,仿佛涤去了一个季节里古老城墙上全部的积尘,催开的迎春花绽放成海,装点着整个都市,一直伸进一条深深的小巷。

萧克将军戴着一顶长檐帽,在雨后湿润的庭院里走着。独自一人这么走,已经许多年了。因为年迈,他走得并不快,但每一步都坚强而自信,且悄无声息。任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老兵。

走到一方台阶前,有人想搀扶他一把,被他拒绝了。他自己迈动一双88岁老人的脚登上了那高高的石阶。将军拒绝搀扶,因为他是一个一生都在枪林弹雨中走路的军人,翻越的山十倍百倍于他的年龄,千百次跌倒在崎岖的山路上,又千百次自己爬起来。从1958年开始,将军因为所谓的军事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直到1972年才重返军事舞台。虽然历尽坎坷,但将军的腰板一直硬朗,脚步迈得稳稳当当。

年轻的时候,萧克走路的样子一定疾步如风。1926年,他从军北伐,在叶挺的铁军里奋勇厮杀,远征的脚步一直走到南昌城头;1934年7月,他带领红六军团率先西征,把红色的战旗从井冈山下一直举到了六盘山之巅。他所在的那支队伍最早离开江西,最晚到达陕北。

由红二、六军团汇合而成的红二方面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的起点和终点人数保持基本不变的部队。它以善打运动战闻名,在黔西南方圆千里的乌蒙山区,二、六军团靠着两支脚,拖垮了敌军5个纵队的追剿。仅从长征线路图上就可以看出,二、六军团走的路极有可能是长征行程最长的部队。如果把红六军团西征作为红军长征的序幕,萧克无疑是长征队伍里走得最远的人之一。

这位被国民党拿来与贺龙一起并称为“萧贺匪首”的红军将领,26岁担任军团长,28岁担任方面军副总指挥。在这一级的将领中,是最年轻的。

长征那一年,中央红军队伍里的宋任穷、张宗逊、张爱萍、杨成武、王平,平均年龄24.4岁。26岁的张宗逊先是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接着又担任红三军团四师师长;25岁的宋任穷与陈赓搭档,担任干部团政委,此前就当过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24岁的张爱萍任四师政治部主任;27岁的王平任红三军团四团政委。而20岁的杨成武,已经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这个团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队之一,在长征中一直担任全军前卫。

西山。几株饱罹山风却愈发挺拔的青松,环绕在杨成武将军的窗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让人打开窗户,接受我们的采访。

松风溢满厅堂,将军白发如银,精光闪烁。正是这双不老的眼睛,纪录过中国现代战争史上许多慷慨奇绝的画卷。老人回忆,1934年,广昌战斗撤退时那个清霜满天的秋天,我刚好20岁,长征开始了。到1935年10月,随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陕甘支队看见黄土高原上中国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飘扬的镰刀斧头旗帜,我21岁了。

将军平静地说:“长征,我走了一年零两天。” 这367天,是一段怎样艰苦卓绝的日子啊! 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评价长征:不论你对红军及他们的政治主张作何看法,都不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

与它相比,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像一次假日远行。

王平

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一代的红军将领,都是战争中的英雄。年轻的英雄身上,同样也发生着年少懵懂的故事。担任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高度近视,暗夜行军,为了防止跌破眼镜,就让警卫员在前而用一根棍子牵着他走。有时和团政委王平走到一起。王平故意作出过水沟的样子,一会儿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接连几次才发现上当。于是后来的大将大骂后来的上将是“捣蛋鬼”。

“我再也不骗他了,可又走了一截,他发现前面那位停了下来,就上去拍了一下,说,‘你怎么不走了?’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前面是头驴子。”

王平是当时健在的八位参加过长征的上将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说起这段大将与上将之间年轻时的轶事,89岁的王平脸上竟然泛起了几分少年才有的顽野笑意。

他们曾经是如此的年轻。他们的生命花季也和今天喜欢梦想的年轻人一样美丽如诗——只是,腥风血雨使理想和信念的花朵更早地开放了。

在八位上将中,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陈锡联年龄最小。在他的故乡湖北红安,出了223位开国将军。陈锡联19岁担任红四方面军十一师政委,4次身负重伤,子弹3次穿过身体……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使这位新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员过早地失聪了。当我们向他献上一束盛开的百合时,将军挺直了高大的身躯,用爽朗的笑声表示感谢——那支接花的手,却只有四4个手指。

美丽的花瓣,伤残的手指,在我们眼里构成了一道完美的风景。

战伤,是那一代军人的勋章。洪学智将军也曾多次负伤,这位中国军队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度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战将,还是二等伤残军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的时候,22岁的洪学智已经是四军政治部主任。我们想看一看将军的勋章,将军拒绝了,他一挥手说:“这代表不了什么,长征时,我们哪里会想要得到这些!”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奇迹。

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仅中央红军367天的长征中,就进行了3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二万五千里征程上,日均行军74里……当这批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将领走完长征的时候,他们的面前,已经不再有无法逾越的山了。

抗战之初,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在黄土岭之战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那一年,杨成武25岁,而“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52岁。

抗美援朝,洪学智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一连组织五次大规模战役,使二战时期名噪太平洋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黯然去职。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洪学智37岁,麦克阿瑟70岁。

那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美军投入到朝鲜战场的飞机多达1100多架。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的洪学智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后来,一位来访的美国将军问洪学智毕业于哪所军校,他爽朗的声音如洪钟:“美国空军,是美军逼出来的。”美国将军先是一愣,接着也是一串笑声。

抗美国援朝战争胜利两年后,55位共和国第一代上将组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而战伤最多的上将方阵——这一年,王平48岁,萧克和张宗逊47岁,宋任穷45岁,张爱萍44岁,洪学智42岁,杨成武41岁,陈锡联40岁。

当年,他们带着黑色的眼睛和梦想远行,硝烟和血色青春合成生命里程中一块高立的碑。他们和他们留在遥远地方的痕印,变成了今天的传奇。

宋任穷

悲壮的征程——面对“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生死抉择,他们随着那支不死鸟一样的队伍在去向渺茫的“绝路”上获得了新生。

我们静静地聆听着老将军讲述昨天的故事——

1935年早春,黔北无际的山峦雾岚弥漫。1月29日到2月21日,红军两渡赤水,然后突然回师遵义,红一、红三军团于2月5日晚攻占娄山关。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纵队向遵义扑来,红军向运动中的敌人发动猛攻,张宗逊率红十团抢占老鸦山,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

他被送进红军总卫生部,缺少麻药,医生在他昏迷状态为他取出弹头。清除掉烂肉,竟然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子弹的出口。这位24岁就担任红军军长的黄埔五期毕业生,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曾多次负伤,这是伤势最重的一次。

躺在简陋的野战医院里,张宗逊昏迷几天几夜,睁开眼,得知一位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为他保住了伤腿,不禁欣喜若狂。

许多老红军曾对我们说,长征路上,不怕战死,就怕负伤,更怕腿部受伤,最怕截去下肢,因为谁都不想拖累战友。同样也是在遵义城负伤的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伤口感染,不得不截去右腿,靠着一条腿走完了从黔北到陕北的路。

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胜利战旗上,留下了另一位年轻战将的鲜血。

遵义城以河为界,分老城新城两部分。红军占领新城街市后,敌军退守老城。随十一团行动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和团政委张爱萍躲在一个小土墩后面观察敌情。“一开始,是我拿望远镜在看。”张爱萍将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后来,邓萍从我手中接过望远镜,探头观看。过了一会,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张爱萍以为是参谋长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红色液体从邓萍的头上汩汩冒出,才知道邓萍中弹了。

半个世纪后,一位雕塑家把这一幕镌刻成了永恒。

邓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牺牲时年仅27岁。

残阳如血,这支得胜之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85岁的张爱萍60年后追忆这一幕时,老泪纵横。晚风吹动庭院里的千竿修竹。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们想起了一位追寻红军足迹的年轻诗人写下的诗句:地址成了遗址,笑容成了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深刻也一样恢宏。

杨成武

霪雨绵绵,崎岖的山路更加泥泞。大军西行,身后的国民党重兵正奋力追杀。这是1935年的暮春,3万红军为了跳出40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冒雨向金沙江疾进。毛泽东策马在雨中走着,山岭间开遍了火一样的杜鹃花,飞落的雨丝却使这位诗人战略家无心欣赏美丽的景致。一片阴云出现在毛泽东疲倦的脸上,他对干部团行军纵队中的陈赓和宋任穷说,这几天雨下得不好,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主席的忧虑感染了宋任穷的情绪,他的心情也焦急起来。

果如毛泽东所料,江水暴涨,除皎平渡之外,其它他几处渡口已无法渡江。5月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急行军160里直扑皎平渡。干部团是红军的精锐部队,由中央苏区的4所红军干部学校组成,成员都是红军骨干。他们在长征中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到十万火急,中央决不会动用这支部队。

这支小小的奔袭队伍中,后来走出了一位元帅、一位上将和几十位中将、少将。途中,部队抓住了敌人传达烧船命令的信使。如果晚一步,让敌人烧完了船,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金沙江边了。

皎平渡以北40里的小镇通安州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川军一个旅从西昌、会理赶来,企图夺占这一战略要地。干部团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团长陈赓带两个营为先导,宋任穷率一个营跟进,部队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疾进。两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红军拼死力战,一个团打跑了一个旅。

金沙江上穿梭不停的6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这是宋任穷将军长征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战。61年后,在中南海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将军讲述的传奇般的故事,令我们这一代和平岁月里的军人心驰神往。阳光透过窗户洒向将军满头的白发。我们注意到,一盆火红的杜鹃花盛开在办公室的一角。这是曾经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宋任穷办公室里唯一的一盆花。

只有听了将军讲的故事,才能理解将军对杜鹃的特殊感情。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与金沙江一样著名的还有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如今早已成了勇敢与无畏的象征。飞夺泸定桥胜利的那个夜晚,刘伯承、聂荣臻提着马灯登上了铁索桥,相约将来胜利了,要为勇士们立一座碑。

“在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上,我们红四团战士一个昼夜走了240里,从安顺场赶到沪定桥,途中还打了两仗。” 在西山杨成武将军的住处,从老人陷入回忆的神情里,我们还能感觉到那个胜利瞬间的内涵。

正值洪水季节,大渡河水高浪急,悬在十丈高空中的沪定桥桥板全被敌人抽空,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不要说上去,看着都让人胆颤。22名手持冲锋枪的红军勇士组成突击队,踩着摇晃的索链,冒着飞来的子弹,向对岸冲去,敌人被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吓呆了,纷纷钻出工事,点燃堆在桥头的桥板,向后逃跑……企图用火阻挡红军突击队前逃。团政委杨成武从隐蔽部中站了起来。挥动手臂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冲啊!”

突击队员们勇敢地冲向火海,一个个火人冲上了敌人的阵地,攻占了沪定桥……

红军总部表彰了24名夺桥勇士,除了22名突击队员外还有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

张宗逊

半个世纪之后,大渡河畔矗立起飞夺沪定桥纪念碑。落成的那一天,杨成武以70岁的高龄,再一次走上沪定桥。只是,别的夺桥勇士都没能第二次走过这座不朽之桥,24人中有3位在当场就阵亡了,其他20位也全部牺牲在了漫漫征程中。

当红军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当时的舆论认为“国共胜负已成定局,红军已是死路一条。”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只有“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

翻过雪山,从毛尔盖往北,一片茫茫无际的泽国。遍地是茂密的杂草甸子,上面是一丛丛野草,下面是一个个泥潭,稍不注意就陷了进去。这就是长征的参加者们无法忘记的草地。

王平回忆,“过了草地已经走出去70多里,彭老总过来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你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走到河滩上,王平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只见那里至少有七八百人,都静静地背对背坐着,一动不动。王平决定先带着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侦察一下情况。

走近以后,王平一个一个地查看,才发现他们已经全都没气了。

七八百个生命永恒成勇敢者的群像。他们把和平、富强还有希望作为礼物留给了古老土地上衍生出来的新一代们,而自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面对这个悲壮的场面,王平哭了。

他带来的一营人都哭了。

60年之后,已是四世同堂的王平向我们回忆这悲壮的一幕时,又一次哽咽起来。

张爱萍

长征,永远的歌——

八位上将带着红色的记忆离开了我们。而他们的故事早已成为积淀在亿万人心中的集体记忆。

几只美丽的鸟儿在渐渐泛绿的草丛间啁啾。

也许是有些累了,萧克将军坐了下来,伸出一根指头,为我们讲述一个诗情画意却又意味深长的故事。

紧张的行军战斗之后,红军已疲惫不堪,队伍在湘西的一座山谷里停下来小憩。眼前云雾飘渺,群山耸峙,万木葱茏,一条清泉从山林间流出,战士们还在河边发现了一揖小舟。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沾湿了红军的斗笠。或许是漫天绿茵纤树间,“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让任弼时回忆起了苏联莫斯科郊外的流水小船。他跳上船头和萧克一起翻桨朝烟波深处划去。后来担任过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这时只有31岁,已是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划呀划,几乎忘记了自己处在重兵围困之中;他们划呀划,甚至忘记了行军的疲急。

红军都是英雄汉。但他们的豪迈并不止于战场上刀光剑影的慷慨激昂。他们拥有炽烈的梦想,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讲述这一幕时,一抹笑意从萧克将军的眼角溢出。

后来,那一带成了驰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而红军无疑就是这片人迹罕至的人间仙境的第一批观光者。然而,他们很少有人能再一次走到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十八九岁的笑容永远留在了万里征途上,而后来的人们便有了这个和平的季节。

洪学智

当和平的阳光洒满这个古老的国度。昔日战场中走出的勇士们,早已离开了沙场这一表现勇武的舞台,而孩子们的身上寄托着他们和他们死去的战友的希望与梦想。

1995年2月,首都一家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再访特困生》引起了洪学智老人的关注,老将军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动员全家资助8位来自老区的北京大学特困生。

将军说,老区人民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将军的故乡在大别山区的安徽金寨。当年,将军自己就是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去做修伞的学徒工,参加红军后才断断续续地学了一些文化。红军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和洪学智一样的经历,他们都梦想得到识字的权利。所以当张闻天发明了一种把字写在战士背上,在行军中学文化的办法后,很快就在军中推广起来。

凑巧的是,将军结婚的日子,是1936年的6月1日。

洪学智将军又有了8个孩子,担任过全军绿化委员会主任的将军一生喜欢树,这一次他把这8个孩子当成了8棵幼苗,精心呵护。

陈锡联

陈锡联将军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军人。二儿子在空军服役,部队领导让他当飞行员。将军的夫人担心这个岗位太危险,将军却说:“组织上让他当,就去当!”

抗战之初,担任八路军769团团长的陈锡联率部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儿子用雄鹰的双翅,把父辈用脚走完的长征延伸得更远。后来,他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

部队领导赶来安慰老将军。

晚年丧子,人生还有比这更值得伤心的事情吗?但将军毕竞是长征老兵,飞上蓝天的儿子化作了祖国的一片云彩,这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的骄傲!将军挺直高大的身躯,反过来安慰部队领导:你们不要太难过,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

那个夏天,当我们就要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张爱萍将军柱着拐杖来给我们送行,嘱托我们去西昌看一看,去大凉山看一看。

巧渡金沙江后,红军经过彝族聚居地。开路的工兵连在这里遭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的围攻。武器被夺走了,指导员被打伤,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彝胞被感动了。在这里,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会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伴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而小叶丹则把自己的坐骑送给刘伯承,“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红旗树起在大凉山中。

目睹了这一场面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大凉山选址,树起了火箭发射架,还亲自定名中国的运载火箭为: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