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民族遗产解冻 “民族资产解冻”骗局揭秘
2008年3月6日,中央某部门收到一封特快专递,一位自称曾与孙中山共同组织革命、名为“李烈钧”的国民党高官在信中表示,要向国家捐献巨额资金,并以与中央某领导见面作为捐献条件,特委派吴某办理此事。收到来信的有关部门经过分析认为此事涉嫌诈骗,便在2008年3月9日派员约见了吴某。经过多方盘问发现,其谈话自相矛盾,疑点众多,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此揭开了这起“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的内幕。
“民族资产解冻”
当中央某部门收到这封自称要捐出巨额资产的信后,不得不产生怀疑。因为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年曾与孙中山共同组织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果活到现在至少年过百岁,如果健在,对于一个有名有姓的高级将领来说,非常容易查到他的真实情况。
记者通过一些背景资料了解到,国民党著名将领李烈钧,历史上确有其人。李烈钧出生于1882年,是国民党早期党员,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为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1946年2月,李烈钧于重庆逝世。而在此案中假扮李烈钧的黄某从年龄上就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在其行骗过程中,也确实有人对他的年龄提出了质疑。但是行骗多年的黄某自有说辞——他解释说,自己吃了一种仙药,可保几十年内不会衰老。
假扮一个已死去60多年的人,说自己手里有巨额资产,还主动找到中央某部门,结果被绳之以法,整件事情犹如一出荒诞的闹剧。犯罪嫌疑人黄某事发被抓后一脸无奈地告诉办案人员:“我就是想通过吴某向他人表明要向中央捐献民族资产,好继续骗钱,没想到吴某还真找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人,他们真的就拿着那些假汇票、假钱币和委托书去中央捐献了。”正由于此次捐献风波,黄某被办案人员顺藤摸瓜一举抓获。
其实,黄某对外声称要捐献巨额资产不止一次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对自己的“下线”行骗时,都要搬出这套说辞。巧的是,这次他遇到了一个“死心眼”的下线,直到被抓的那一刻,吴某也许还以为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将会流芳千古的“壮举”。
据记者了解,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所谓民族资产确实有些历史渊源。多年来,社会上曾传言当年国民党战败,仓皇逃往台湾时,在内地留下了巨额财产。其中包括一些国民党将领的支票、股票以及抗战时期遗留的日本大洋、大关金(国民党钱币,每张面额为两千五百万)、美金、海外银行巨额存单以及金条等。
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冻结了存在本土的此类资产。但是后来,随着我国和美国建交,双方关系逐步回暖,美国政府决定对此类资产进行解冻。此消息当年一经公布,于是一些“有心人”便发现了生财之道。几十年来,打着这种旗号,采用此类手法的行骗行为从未绝迹于“江湖”。此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某便是从事此行业多年的“老手”。
“跑票子的”
说起黄某所从事的行当,还要从1979年的“99通令”说起。据记者了解,1979年5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根据此协议,中国大陆居民和公有单位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资产,将由美国政府于1979年10月1日全部解冻。
为此,1979年9月9日,我国政府发布了被一些人称为“99通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授权中国银行对外办理收回或者提取手续。同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要求凡持有被美国政府冻结资产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将被冻结资产的种类、数量和金额、持有人姓名、对方机构的名称地点等情况和凭证,限期向当地或附近的中国银行办理登记手续。
因为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有哪些资产可以被解冻,具体的数额是多少,而这些资产又掌握在谁手里,导致社会上各类说法纷纷出笼。这也加剧了有关“民族资产”之说的神秘性。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开始在中国的西南、中南以及华东各省收买兑换蒋伪钞票,并冠以“解冻民族资产”的华丽外衣,同时编造出“国民党政府当年在大陆发行的货币可以拿到美国或者台湾重新兑换”的谣言,收兑伪币的活动曾一度猖獗。
针对这类情况,1979年12月至198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发三个文件,坚决制止打着“资产解冻”名义收兑伪币等活动。
但这些文件并没有阻止此类谣言的传播,至今为数不少的百姓对此仍深信不疑,不惜倾家荡产去追寻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巨额“财富”;更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用此说法设下重重骗局,打着为“民族资产解冻”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近30年来,以此为名所进行的诈骗案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受骗群众不计其数。
时至今日,这种诈骗方式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根据知情人的说法,这些巨额财富有专门的“守宝人”保护,如果能够找到“守宝人”,并且取得他的信任,就可以获得这些巨额资产。传言逐渐在社会上泛滥,有些人信以为真并参与其中,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些民族资产,从中获得利益。
而这些人,在社会上被称为“跑票子的”,也有人将其称为“跑老票子的”。但是,“守宝人”一般不会轻易露面,即便是从事这个行当多年的人也很少会有机会与所谓“守宝人”见上一面。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事“跑票子”行当多年的“老油条”,也是少数自称曾经见过所谓“守宝人”的人。
据了解,该案中的“守宝人”是一个名为李桂花的老太太,在“跑票子的”人口中,李桂花身份多变,时而称其为前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的夫人,时而又说她是孙中山的亲属,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说出她的真实身份,办案检察官认为此人根本不存在,只是那些“跑票子的”虚构的人物。
其实,不少“跑票子的”本身也是受害者。就像传销一样,很多人从开始的受害者逐渐转变为诈骗自己“下线”的罪犯。本案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明某就是如此。他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从1989年开始跑票子,当时跑票子的人很多,有时候为了找票(取款凭证等),要花上万元。
要这些票的人都说自己在中央有认识的人,但是每次我们把辛辛苦苦跑来的票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者说这些票是假的,或者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时间久了我们也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于是我们就骗那些新人,骗那些刚刚入行不懂这些事情的人。”
经过公安部门的侦查,此案的来龙去脉已经基本清楚。纵观这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能发现这些人行骗的手段极其低劣,其中不少细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行骗经过
犯罪嫌疑人黄某系广西某地的无业人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他供述自己于2003年6月认识许姓(行骗时曾化名李天昊,已另案处理)男子的经过。根据他的描述,当时许某非常神秘地带着他见了很多所谓的“守宝人”。“他(许某)说自己掌握很多民族资产,这些资产都在他的几个老婆手中掌管。
”按照黄某的说法,他当时被带着见完这个“老婆”见那个“老婆”,但始终也没看到所谓的民族资产。不仅“民族资产”没看到,结果黄某还给人当上了“儿子”。
黄某说:“自称李桂花的人和许某都认我当干儿子,他们还给我起了两个名字,叫李烈钧和李少龙”。据了解,在这个行当中,不少人都是通过认“儿子”发展下线的。也有不少“跑票子的”甘愿认“守宝人”或者跟“守宝人”比较接近的人当干爹或干娘。
后来,在许某的指引下,他终于见到了许某的第四个老婆,一位姓林的女人,黄某称她为“四妈”。不过“四妈”并不是很买这个干儿子的账。黄某说:“她说要想拿到那些票据得先给她几十万元。”根据黄某本人的供述,这单“生意”最终并没有成功。
不过,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是接受考验完毕,也有可能是彻底得到了信任,许某向黄某说明了一切并委以重任。据黄某供述:“他(许某)说自己有家名为‘中华民族第一庄园’的公司,要任命我为总裁兼董事长,还给了我公司的印章。
许某还说,所谓的巨额民族资产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真的,只是以此为名义骗钱,开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行骗。”但是具体行骗的手法,许某当时并未告知。随后,许某拿出两万元让黄某从一自称“韦小宝”的人那里购得一箱印章、钢印等,印上所刻均为民国字样。
2004年9月,黄某又分别以3.6万元和6.6万元的价格从“韦小宝”处购得24张票据以及面值为2亿、5亿及20亿的原始股票。至此,黄某等人已经将行骗所用的工具置办齐全。
另一犯罪嫌疑人明某,也是经人介绍认识许某的。在审讯过程中,明某供述:“介绍人说姓许的对跑票的事情非常精通,让我去学习一下。刚认识的时候,他还自称是国民党将军李烈钧。”不知明某当时是对许的身份深信不疑还是迫切地想学习跑票子的经验,不但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反而对许某忠心不二,甚至在许某生病的时候,他都一直侍奉左右。
在2005年初,许某从中牵线搭桥,将黄某和明某拉到了一条“船上”。明某供述:“认识李雪松(黄某当时的化名)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国民党将军李少龙,解放前他留下了一笔民族资产价值两万亿,并且他准备把这些钱献给中央,支持国家建设,同时想让国家主持办理民族资产这方面的事情,免得我们这些‘跑票子的’瞎跑。
后来,李雪松让我跟他干,他每月给我两千元。”面对这样的条件,明某选择了接受。随后,黄某便以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的名义给了他一份委托书,书中委派他与中国政府、海内外人士联系向国家捐献民族资产一事。
此后两名犯罪嫌疑人合伙,对外自称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已经活了100多岁,是民族资产一事在中国大陆的总负责人,控制着万亿元的资产,只要能联系上中央,见到中央领导便立刻向国家捐献。谁知,北京的吴某在听信黄某这套骗人的说辞后信以为真,向国家某部门发去特快专递,说明他们想向国家献宝的想法。
对于被抓的经过,犯罪嫌疑人黄某感到十分无奈,他向办案人员表示:“我就想向他人表明要向中央捐献民族资产的决心,好继续骗钱,没想到有人真的拿着这些假汇票和假钱币去国家有关部门捐献,后来我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经侦查人员查明,黄某与明某自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间,对外谎称拥有民族资产,利用虚假的汇丰银行存单、伪造的人民币和美元等,以向国家捐献需要启动资金为由,实施多起诈骗活动,目前查明的数额就高达50余万元人民币。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检察官的解读
纵观整个案件的发展,无论是作为跑票人的黄某和明某,还是作为更高级别上线的许某,乃至所谓的那些最高层次的“守宝人”,他们所说的话均漏洞百出;而假扮的身份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可就是这样拙劣的行骗手段竟然能让无数的人上当,原因究竟何在?
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经办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胡志强检察官。他介绍说:“关于民族资产解冻案件,数年来都有发生,近20年间仅海淀区检察院经手的此类案件就高达10件。而许多年前,有关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均是以‘99通令’作为幌子的,随着近年来行骗手法的不断演变,这些行骗者不再搬出该法令,而是以‘李桂花’的名义或假传她与国民党某高级将领有亲属关系之名,称她手中掌握着巨额的民族资产,只要找到此人,从她手中可以获取民族资产解冻的材料,然后就可以上交国家。
”对于李桂花此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胡检察官持怀疑态度。
接着,胡检察官分析说:“本案中的明某就是‘跑票子的’,而黄某则介于‘当家人’与‘跑票子的’之间,被明某称为二叔。这些人在多年行骗的过程中,形成了类似于传销团伙的组织结构。最上层的就是所谓的‘守宝人’,如‘李桂花’,这些人手中有大量的假金条、假汇票、伪造的梅花章、中华民国文件以及委托书等多种材料。
第二层是‘当家人’,‘当家人’需要用钱从‘守宝人’处购买上述伪造的材料,一般而言,假印章或假汇票都需要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元购买。”
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证物室里,胡检察官的话得到了印证。记者看到铺满一地的假印章和假玉玺。另外,还有涉案人员伪造的金条和做旧的汇丰银行取款凭证,每一张面值都高达两千万美元,由“李桂花”签署的授权书等文件也赫然在目。办案的胡检察官坦言,这是他经手案件中犯罪工具种类最繁多的一件。由此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行骗的目的,这些犯罪嫌疑人不惜下“血本”。
“第三层是大量‘跑票子的’,他们负责拉赞助,就是向一般民众宣传民族资产解冻(以亿元为最基本单位,多为万亿),并许诺一旦找到‘守宝人’,拿到民族资产,就可以分给资助人上亿元的好处,如果将民族资产捐献给国家,国家肯定会给更多的好处,这类资助可以是上百万元,也可以是几千元。
”胡检察官继续分析说。这样的说法听来荒诞不经,但是有些“跑票子的”在行骗时将自己这种寻宝的行为冠以民族大义,声称“一旦找到这些民族资产,就要捐献给国家”,同时许他人以高官厚禄。
单纯的人们听到他们编造的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又加上心里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应该积累了不少财富,当年仓皇逃往台湾,可能有一些财产没能及时带走,就会信以为真进而上当受骗。听信这了类谎言的百姓,就变成了第四层中的被害人。
“普通被害人听信了民族资产的谎言,支付数额不等的钱款。这些钱被‘跑票子的’留下一部分再交给‘当家人’,‘当家人’会留下一部分再交给‘守宝人’用于购买‘道具’。然后,‘当家人’会通过‘跑票子的’告诉被害人,一切事情都在运作过程中,要有耐心,民族资产必将得到解冻,国家因此而变得富强,他们也能得到高官厚禄。
不过,更为可怕的是,很多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想要弥补损失,就会反过来变成第三层的‘跑票子的’。他们或者受到金钱方面的诱惑,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还要助纣为虐,欺骗他人。”胡检察官忧心忡忡地说道。
向记者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胡检察官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再相信民族资产的事情,更加希望那些被害人不要害人害己,成为新的“跑票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