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的晚年 当年谷正文投奔八路军的经过
2013年,总政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用来纪念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秘密战线上牺牲的上千名地下党员。而直接摧毁我党在台的地下组织的特务头子就是原名郭同震的谷正文。他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最臭名昭著国民党特务。
然而,这个恶贯满盈的特务曾一度参加八路军,并在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担任领导。有关这一段历史,在我母亲的回忆录有所记述: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我的幻想,学校纷纷被迫停办。1938年春,国民党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山东阳谷安乐镇办的联立高中开始招生,父母大力支持我和四妹报考就读。……
那个兵荒马乱年代,今后何去何从依然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为国、为民,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前途感到彷徨、焦虑。
在学校,我们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常私下议论时局,对校方严密控制学生的强制措施感到非常不满,如:“不许宣传抗日、不许随便外出、不许私自会客、学生演讲稿要经审查批准”等等,并声称“你们都是建国人才,抗日是别人的事,你们的任务就是安心读书”。针对校方的做法,同学们采取多种形式发泄心中的不满。
随着抗日烽火的高涨,思想进步的同学们都渴望参加抗日活动,但又苦于抗日无门。此时,恰好北平流亡学生组织的移动剧团路经聊城南边的安乐镇,并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得以在我校演出。他们唱抗日歌曲,演反映抗日斗争的话剧,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很多学生,对我们鼓舞很大。这些流亡学生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让我们看到新时代、新青年的气息。
当时,校方要让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根据校方对待抗日的消极态度,也感到三青团不会是什么进步组织。我和班里另外两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刘尚华、季瑞风)商量,咱们也参加移动剧团,跟他们一起宣传抗日去。她俩也有相同意向,于是我们一起找到剧团,说出了我们与他们一同宣传抗日的愿望。
他们表示欢迎,但为了避免上头和校方找麻烦,说好他们先走,他们要到聊城演出两三天,要我们到聊城找他们。这事我连四妹也没有告诉,待剧团走后,我们便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后,我们即追随剧团来到了聊城城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住在乡下的父母写了一封告别信,大意是:抗日烽火已经到处燃烧,父母养育了我,国家培养了我,现在,到了为国捐躯的时候;我家无男儿,女儿要出征,打日本救中国,决不当亡国奴;原谅女儿不辞而别,胜利后再回来看你们……。
后来听母亲讲,父亲是流着眼泪读完信。他连夜赶到聊城要为我送行。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难过地说:“当国破家亡的时候,谁也不愿当亡国奴,要是倒退二十年,我也会拿起枪抗日去……”。
又说:“国家、父母都不能保护你们了,路靠你们自己走吧”。最后还鼓励我说:“中国地盘这么大,如果全中国人民都觉悟了,小日本就吞并不了中国。古人说‘强弩之末不穿芦’,别看他们疯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没想到聊城一别,竟成了我们父女的永诀。
我们刚到剧团,原以为剧团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家庭。但进去以后,才发现剧团里并非风平浪静。原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剧团里有亲国民党和亲共产党的两种对立的成分。当剧团在聊城沦陷前夕到达了临清(当时为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
国民党为了控制剧团,派了一个付团长和一个财务会计(实为特务人员)。由于我们在大街上刷写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语,这个付团长就训斥我们:“这是共产党的口号,什么统一战线,中国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学唱苏联国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时,付团长对着领唱者就是一拳,骂道:“你们这是出卖祖国”;他看到有个团员的民先证(民族先锋队队员的证件),就把民先证夺过来,高高举过头,然后狠狠摔到桌子上,大声嚷道:“民先、民先,你们是民先,谁是民后?”。
剧团内的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与国民党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冀南行署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均在河北南宫,有几个民先队员不辞而别,直接投奔一二九师了。
这几个悄悄出走的民先队员为剧社里的进步青年和民先队员带来麻烦。国民党当局想把这批剧社的学生收编到国民党军队,以便开展他们的政治宣传工作。剧团里的民先队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与临清地下党联系。
一天傍晚,剧社的领导郭同震把我们十多个人召集在一家老百姓的磨坊里开会。等人到齐,天也慢慢黑下来了。磨坊里没有灯,黑乎乎的,大家都没有出声,只听着郭同震说:国民党要解散我们这个团,要把团里的人送到国民党部队去,同时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在已经到了南宫,咱们怎么办?是让他们把我们弄到国民党部队去,还是投奔共产党、八路军?现在已到了不能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这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有的问:“南宫离这远吗?八路军要我们吗?”,也有的人问:“付团长知道吗?他会不会阻拦?”等等,吵吵了半天,也没吵吵出个结果来。
后来,还是郭同震说:“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本着自愿的原则,去不去由自己定。同意的把手举起来”。
借着从窗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数了数,举手的有八九个人,没举手的只有三个人。后来大家跟那三个人说好,要她们保密,等我们走后,不管付团长问什么,你们就说不知道。当时,我是个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学生,对政党知之甚少,只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官兵平等。我也正是从这点出发,认识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决定究竟跟谁走的关键时刻,我毅然举手投奔了八路军。
走前,我们还散发了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破坏统一战线的传单,钢板是我刻的,走时手指头还阵阵作痛,但心里十分舒畅。
走的那天是个初雪的夜晚,我们这帮热血青年,雇了两辆马车,拉上油印机、演出用的幕布、汽灯和部分道具上了路。走时,正好门外有只冻得发抖的小花狗,我和高峰同志一商量,把它也一块带上了。从此,我走上了一个光明的道路。
当我们来到济南行署一二九师驻地,真有一种流浪孩子回到家的感觉,别提多高兴了。
因为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为怕影响统一战线,要求我们不要再打原剧团的牌子;为防止敌人报复家人,个人名字也都要求改换一下。
在参加欢迎会的路上,大家都在合计自己改个什么名字。我原名叫刘岫云,因为我是一米六八的个儿,在当时女性中,算比较高的,刚到剧社时为了区别原先一个个子矮一些的小刘,所以他们都叫我大刘,实际我的年龄比她还要小两岁。
路上她们也都问我:“大刘你想好了吗?”我说:“还没呐”。我旁边的一个同志边走边念叨:“大刘的大字不是可以当大夫的大字讲吗?大刘就叫戴刘吧”,我们边说边笑,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会场。与首长和欢迎的同志一见面,第一件事就是作介绍,为首的郭同震先开腔:“这是我们团的王xx”、“那是我们团的李xx”,也有的没等郭同震介绍到她,就自我介绍了:“我叫xxx”。
轮到我,郭同震便介绍说:“这是我们剧团的戴刘同志”。会后才将姓氏的刘改成流水的流。也就是从那时起,戴流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
当时,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到一二九师后,正赶上1938年日寇第一次华北大扫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党的方针是撒出城镇打游击。
范筑先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但没有改变战法,而是主张硬碰硬,提出与城共存亡,后来听说遭人出卖,在城墙上被人杀害了。俗话说“大浪淘沙”尤其在坚难困苦和危急时刻,最能考验人、识别人。有人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而有人则临阵脱逃,甚至投敌叛变。郭同震就是这后一种人,据报导,他后来改名谷正文,成为国民党高级特工,为国民党围剿我地下组织,屠杀共产党人效了犬马之劳,他的罪恶罄竹难书。
1939年一月,阴历大年初一,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一大早就包围了荏平、博平之间的陈营。机关枪、小炮雨点般的射向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部队领导一方面组织战斗部队抵抗;另一方面组织群众和非战斗部队转移。南宫是平原,要疏散,只能向泰安方向疏散。敌人的小钢炮一排排地随着人群向前排射,我们时而奔跑,时而卧倒躲避炮弹。有的战友和群众倒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
也就在这次突围转移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一五师的肖华支队。肖华同志是个有文艺才干的指挥官,他曾在红军时代中央红军战士演出活动中男扮女装。他发现一二九师得到一个有许多女同志的剧社人员,立刻给一一五师师部发电报,要求留我们在支队司令部工作。一一五师与一二九师协商后回电,要我们到一一五师师部报到。于是,我们踏上了去一一五师师部的旅途。
此前,一一五师曾有过重男轻女“光荣传统”,拒不收留女同志,我们的到来,将扭转了这个传统。
其实,当年率领移动剧社投奔八路时的郭同震并非是共产党员,而且他在北平学生移动剧社的学生身份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据我母亲讲,郭同震“杂牌”的外号也有说头:当年北平一二九运动时,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队伍,而郭同震和一些人也拉成一个队伍,因无院校旗号,由此自称是“杂牌”。直到2004年还从台湾给张瑞芳打电话自称我是“杂牌”(参见《从郭同震到谷正文》见/content_)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作家称郭同震1935年前后就为国民党的充当告密线人。特别是其在北平参加进步活动被俘后,神奇地出狱,而与他同时被俘的女友却死在狱中。(参见//n.shtml)这件事让他一直得不到人们的信任。
在移动剧社投奔延安前,荣高棠等共产党、民先队开会都设法支开郭同震,让演员张瑞芳同在剧社的妹妹张昕陪他上街遛弯。郭同震对张昕悻悻地说,我就知道他们干什么!郭投奔八路后,也免不了受到组织的审查。他那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让他一直难得信任。一度担任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队长的他,总是处于被防范、被边缘化的境遇,也难免坐卧不宁。终于在一天夜晚,他逃离了营地。
据我母亲讲,当年郭同震在剧社对剧社中的女演员文铭喜爱有加。文铭同志早在1935年底的一二九运动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那时她才14岁,在京城骑自行车转运通知、传单的危险物品,由于人小而经验丰富,每每圆满完成任务,因此这个聪明伶俐小姑娘得一外号“小泥鳅”。
大她十一、二岁的郭同震逃跑后还曾撺掇文铭同志的弟弟到部队来劝她脱离部队,但文铭同志坚持参加抗日,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组织,使郭的主意落空。建国后,这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文铭同志,享受着红军离休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