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富豪為躲避反腐風暴 寄居在香港五星級酒店
導語:反腐風暴之下,為了躲避有關部門的協助調查或者問話,越來越多的大陸富豪選擇暫避香港,寄居五星級酒店。在位於中環的四季酒店,他們能夠暫時安放自己,相互慰藉並彼此傳遞消息,寄望找到資訊靈通的“神秘人士”,甚至自己的救星。
自最後一次“出逃”之後,張大勇(化名)已經困在四季酒店長達半年。
位於香港島中環金融街8號的這個酒店,幾乎每天都有新聞在這裡發生:謝霆鋒和陳冠希曾在此打大打出手,“金融大鱷”肖建華常帶著8個女保鏢出現……大半年裏,張大勇見過很多的娛樂明星,也見過很多商業巨頭,但他最常見的,還是和他一樣,在這裡“暫避風頭”的大陸富豪們。
張大勇和這些富豪們擁有幾乎一樣的經歷:有錢,在地方上很有名氣,但在全國範圍內就並不那麼知名;與地方政府官員關係甚好,因為熟悉的官員涉腐,只得倉皇之下遠避香港,下榻在四季酒店。
今年年初,聽到自己可能捲入某個腐敗窩案的消息時,張大勇沒有猶豫,選擇連夜出發,趕至香港。困守彈丸之地的他,遠離大陸親友,除了零星約見在港的朋友打聽自己所涉案件的進展外,他大多時候只能泡在四季酒店的露天游泳池裏。
隨著這兩年中國政府的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四季酒店裏,與張大勇“惺惺相惜”的“小夥伴”們也越來越多,曾經在大陸無比強調身份的他們,財富的差距如今已不再那麼重要。他們在這全香港最好的露天游泳池裏寒暄,在港澳地區唯一被評為米其林三星級的中餐廳裏聚餐—見面打招呼的那句話往往是:“你的案子怎麼樣了?”
有人不斷地來,有人等到了自己“過關”的好消息而離開,也有人獲知壞消息後“逃”得更遠。人來人往之間,每當被“小夥伴”打趣問到“什麼時候回去”時,張大勇都笑而不語,他自己心裏清楚:在可預計的未來,在牽連自己的那個官員和另一個老闆的案子進入司法程式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數。
未知前途的迷惘,像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黑團,充斥著四季酒店的咖啡廳和酒廊。
北大青鳥集團實際控制人許振東比張大勇更早入住這裡。今年3月14日被調查的“超級掮客”蘇達仁,曾經在北大青鳥集團任職總裁。據《中國經營報》報道,許振東因涉及蘇達仁案而滯港不歸,儘管北大青鳥集團發聲明稱蘇達仁並未在公司任職。
傳言許振東在四季酒店包了整一層。但在酒店裏見過許振東的張大勇告訴《棱鏡》,許只是住在四季酒店的套房而已,不排除隨行人員也住在這裡,會佔用別的房間,甚至整一層。
和張大勇一樣,許振東至今也未能回到大陸。《棱鏡》未聯繫到許振東本人置評。
在許振東入住前,未被調查的蘇達仁也經常出沒于四季酒店。“超級掮客”每次出現在酒店,通常都是人群中的焦點,眾多張大勇這樣的“杳無歸期”的富豪們,會圍住他打聽自己的消息。
今年3月12日被調查的山西聯盛集團董事長邢利斌,事發前也曾藏身於四季酒店。張大勇回憶説,當時,邢利斌一行入住了7個房間。後來,邢利斌獲得了自己“安全”的資訊,於是回到了太原。不幸的是,回去不久後,他就被帶走調查了。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張大勇的“小夥伴”當中,往往會階段性出現一批來自同一個省份的富豪。比如,在山西窩案調查逐漸深入的年初,眾多山西籍老闆來到了這裡。而隨著原江西省省委書記蘇榮的落馬,又有一批江西的富商們入住了四季酒店。這些人和張大勇一樣,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歸期。
和歷史上四次逃港潮(1957年、1961年以及1972年、1979年)的人們為避貧窮不同,這群在體制內外賺得盆滿缽溢的富豪們躲進四季酒店,卻是為了回避有關部門協助調查、問話的要求。
在這群富豪的圈子裏,他們甚至給四季酒店取了一個更為通俗的名字—“望北樓”:在這裡望著北方,等待歸期。早日“過關”、“安全”回歸大陸,繼續自己的財富故事,是所有人“惺惺相惜”的夢想。
四季酒店于2005年開業前,類似的“逃港”富豪會選擇入住同為奢華型的香格里拉酒店。在張大勇看來,比起陳舊的香格里拉,後開業的四季酒店設計要好得多。
宣傳資料顯示,四季酒店大部分客房均享有180度維多利亞港和九龍半島海岸的景色,共有客房399間,其中套房55間。套房的價格根據等級及季節,在1萬到7萬港幣之間浮動。此外,四季酒店旁邊還有可長租的“四季匯”公寓,月租從5萬港幣到20萬港幣不等。這樣的價格對於張大勇這樣的內陸富豪來説,並不算昂貴。
酒店的地理位置也不錯—出境澳碼頭只有步行十分鐘的路程。去澳門賭博已經成了他們為數不多的解壓方式之一。“賭錢的時候,才能忘掉那些煩惱。”張大勇説。
比起酒店的硬體設施和地理位置,他們選擇四季酒店,最為重要的理由是:在這裡,能夠獲得更多有助於自己案件的資訊—不少消息靈通人士都聚集於此。除了“超級掮客”蘇達仁,大陸富豪肖建華也常出沒于四季酒店。
《南方週末》等報道稱,肖建華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控股了6家上市公司、參股和控股9家商業銀行、4家證券公司、4家信託公司,已然建立了龐大的“肖氏”金融帝國。張大勇這樣的“逃港者”認為,肖建華有著非凡的本事,也有足夠多的資訊渠道,“大家都以能夠認識肖為幸事,但不是誰都能和他説話。”張大勇曾在四季酒店目睹過肖的身影,但並未能上前“搭話”。
肖建華青睞四季酒店也是由來已久—香港《壹週刊》也曾報道稱肖“以中環四季酒店為家”。這裡是他會客的主要場所,多次被拍到現身四季。報道稱,肖建華現身的時候,通常會有8名通身黑色著裝的健碩女保鏢跟隨。《棱鏡》未能聯繫到肖建華就此進行回應。
張大勇説,四季酒店的另一個“紅人”是一位澳門賭場股東,他的名字常出現在娛樂新聞版面,是某一線港臺女星新生兒的父親。上述富豪樂於做東,常將同住于四季酒店的大陸富豪們聚集一堂,即使很多人相互之間並不認識。飯局中,他常向大家透露一些大陸官員“即將落馬”資訊,張大勇一開始不信,但隨後發現很多真的應驗了。
對於遠避香港的張大勇們,與自己有關的資訊是最寶貴的。沒有了蘇達仁的四季酒店,資訊的渴求更旺,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處於資訊金字塔底層的一些大陸富豪們,甚至將澳門賭場股東視作蘇達仁的“超級掮客”接班人,爭相參與他的飯局。
或許,2005年9月開業時,四季酒店亞太區的高管們也未曾料到中環的這個酒店會吸引這麼一群大陸富豪。對於他們來説,只要法律不禁止,接待客人是他們的市場義務。對於《棱鏡》提出的如何看待眾多問題富豪入住酒店的置評請求,四季酒店未予回應。
實際上,張大勇們只是先選擇了香港,然後才是四季酒店。他們的共識是:比起內地,香港更為安全。繼續沿用英美法係的香港,在這群富豪的意識當中,被當作了暫時的“避風港”。
但香港絕非“法外之地”。大陸律師郝俊波對《棱鏡》説,“安全”只是富豪們的心理安慰。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和內地尚未簽署引渡協議,但是有互助機制。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社科院國際法博士研究生楊柳發表的學術論文稱,上述規定為香港與內地間開展司法協助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兩地間至今尚未簽訂任何刑事司法協助協議,加上不同法域間明顯的法律衝突,致使兩地司法機關在移交逃犯合作中面臨諸多法律障礙。”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向《棱鏡》指出,若是“逃港”人員已取得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證,在被移交時,相對於直接在內地被逮捕,還是會“佔些便宜”。
郝俊波也承認,涉案的富豪們在被中國的紀委機關約談、協助調查,但尚未進入司法程式的情況下,藏身於香港是不錯的選擇。運氣好的話,事態好轉了,還可以返回內地,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繼續生活。
前兩個月剛剛被迫出走的雷士照明創始人吳長江即是一個例子。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2012年5月中旬,吳長江因涉重慶南岸區委書記夏澤良一案被中紀委談話,不得不離開雷士照明董事會,後在朋友建議下滯留香港。在港期間,吳下榻的也是四季酒店,當年6月份,他還在四季酒店接受了騰訊財經的專訪。後來,形勢轉好,吳長江返回內地,並重新進入雷士照明董事會。
當時身陷風波的吳長江,和大多數滯留四季酒店的富豪一樣,仍能遙控內陸事務,指揮當時那場回歸雷士董事會的“爭鬥”。這也是吳長江、張大勇們最終將香港作為“避風港”的重要原因:能夠繼續控制大陸的公司運營。
儘管美國新加坡等地都極可能成為富豪們的選擇,他們終究還是覺得,在香港更為方便。張大勇説,雖然自己離開大陸時間不短,但是公司運營尚未受到影響,公司管理層每個月都會入境向自己進行彙報。更為現實的是,不少富豪們英文並不好,在普通話仍可作為重要語言的香港,更易維持日常生活和交際。
更多的時候,富豪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自己所涉的案子。資訊較為靈通的富豪們來到香港後,會想盡辦法爭取更多的時間窗口—趕在進入司法程式之前。
在郝俊波看來,進入司法程式之前的約談、協助調查環節,本身存在著一些法律上的模糊性,而這也為富豪們提供了看似存在的活動空間。這也是“超級掮客”蘇達仁存在的理由—因為有成功“撈人”(幫助涉案富豪重獲自由)的案例,蘇達仁一度成了“逃港”富豪們及其親屬的“救星”。四季酒店裏,常駐香港的蘇達仁總有停不下來的下午茶和飯局。
但是,蘇達仁或許也料不到自己會栽倒在最擅長的“撈人”上。張大勇向《棱鏡》轉述滯港富豪圈中的傳聞稱,得知自己的“盟友”邢立斌被抓後,蘇達仁當天即從香港回京,然而,尚未開展營救計劃,自己先被抓了。
沒有了蘇達仁的四季酒店,張大勇並沒有灰心,他和“小夥伴們”在繼續找尋著下一個蘇達仁式的人物—自己的“救星”,能夠幫助他儘早結束逃亡生涯,告別四季酒店裏焦慮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