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的儿子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袁宝华: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

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周总理支持。他在西花厅开会,批评一些对小计委工作百般挑剔的同志。我是很少见到周总理发脾气,那次他把本子和铅笔都摔了。周总理力排重议,支持小计委,虽然有困难,但工作有成效。

1966年发生邢台地震,周总理亲自去灾区组织救灾,回来后多次找李四光谈地震预报问题,总要问个究竟,他是想摸索出规律来。周总理对建立地震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关心“文革”搞多久,但谁也说不清。1967年我就靠边站了,周总理想保护我,五一节时要安排我上天安门,造反派不让。周总理让李富春找我谈话,试图再保护一下,5月要开订货会,让我出来,造反派还是不同意。

在各部部长中,我靠边时间最短,一年半。后来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给我们那个军管会主任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很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这个军管会主任不错,三个月时间把我解放出来。1968年我被“解放”,参与1969年计划的制订。“九大”以后调到国务院生产小组,做副组长。

“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这个人他就是体谅你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

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通知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厂都停工。

1970年,物资部在南昌召开基建会议,去了两万人,周总理批示,让我去解散这个会议。

1971年,陕西公安厅反映,宝鸡附近的渭河山谷山体裂缝,铁路和河谷都会出问题。周总理派我实地勘察,是铁道工程局在下面采石,已裂了一尺的缝子,赶快停了下来。到现在那里没有出过事。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建不建葛洲坝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长江流域办公室的同志不主张建,湖北、武汉的同志主张建。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倾听两方面意见。这件事周总理最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总理建议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由持反对意见的林一山同志做主任委员,最后葛洲坝项目搞得不错。

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是毛主席下了决心,实际上是周总理做了工作。小平同志出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周总理在西大厅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小平同志做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做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做第三副总理。小平同志后来受批判他没想到,也无能为力了。

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非常仔细,非常负责,非常周到,在细微处见精神。有一次我们去汇报,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我们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总理说:张治中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应该持盈保态。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事说不完。李四光在地质部有争议,总理提议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要李四光到场。总理讲话前让李四光先讲话,给李四光机会亮相,使对立的双方都能接受。康世恩出来也有争议,说军代表有意见。总理借渤海冰冻刮风危及钻井平台,派康世恩去处理。总理就是这样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大跃进”期间,造纸厂的碱不够用,周总理发现小学课本不白,黑乎乎的,找我去批评,要给纸厂调拨碱。他说:“这个纸会把孩子们的眼睛搞坏的。这些纸只能给咱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看,咱们早晚眼睛要坏,小孩子不能让他们的眼睛坏。”轻工部的同志说:周总理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怎能不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