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臻:从伦敦回到鄂尔多斯

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的二代成长路径。中国羊绒大王的女儿站在了父亲的肩膀上,但眺望的方向已经不同。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默念着这首烂熟的诗,经受了英伦绅士国度的文化洗礼,王臻从剑桥大学硕士毕业了。

“那是神圣而轻松愉快的一天。”王臻回忆说。父母和奶奶被她请到英国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王林祥看到女儿按剑桥惯例跪着跟读拉丁文誓词。然后,这位中国羊绒大王与女儿吃了一顿内容饱受他批评的西式晚餐。

古老庄严的仪式或许暂时打断了王林祥对遥远的棋盘井工业区的思念时值2004年,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正咬紧牙关,在宏观调控中努力压抑他的重化工梦想。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看见是个火坑,非要跳,还要跳过去。”

王林祥的事业关键一“跳”,正好遇到了女儿的人生转折点。

王臻9年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作为剑桥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她又去日本学习了一年。她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打算。当然,她对工作的需求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急迫。父亲对她没有要求(比如接班),就像当年她选择工程学和光电子专业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

但是这个20多岁的姑娘已经脱胎换骨。16岁出国之前,王臻生活在那座高原上的小城里,王林祥已经有了全国性的声誉,王臻感觉到父亲在小城的影响力。“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够做,”王臻说,“没什么不可能,开句玩笑,法律我破坏了都没事儿。我就觉得我爸是万能的。出国以后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王林祥从未参加过王臻学校的家长会,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女儿漠不关心。他决定让王臻出国读书。“我没想过如果不出国在中国会什么样,”王臻说,“我相信去英国是最好的选择,让我比较独立地长大。”

王臻就读的中学在伦敦六区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距离西斯罗机场很近)。她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孩子,而且在国内只学过不到三年英语。她甚至听不懂老师在布置作业。“什么都不懂,谁都不认识。”放假回到中国,家里人看到这个曾经活跃的小姑娘变得孤独,不爱说话。

“我看不到自己的方向,”王臻说,“但骨子里的观念还是,学习好就是好孩子,那我就努力学习。”她一心想着考上剑桥,虽然对它一无所知。“我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学了半天像逃兵一样回来。”

从外表很难看出王臻具有像她父亲一样的坚决和韧性。因为语言问题,她在英国重读了初二。她很着急:“太慢了,什么时候才能上大学呢?”她了解到可以申请跳级。一年后,她成为该校的高二学生。王臻至今感激那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老师人特别好,愿意帮助人,另一方面,又特别会教。”有一位英国同学已经养成习惯,现在见面还时刻纠正王臻的发音。

学校里没有人知道王臻的背景。王臻像她的同学一样打工挣自己的零花钱。她渐渐感到独立和平等是好的。“在中国,大家可能觉得你是有钱人,我没有钱,我在你面前就差一点儿,不敢想你想的事情。英国人不同,有钱人和没钱人,精神上完全平等。”

王林祥对王臻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骄傲自大。这句磨灭中国孩子个性的古训与英国人的自信、独立在王臻头脑里寻找着平衡。9年中,王林祥没有给女儿写过信。每周王臻与母亲通电话,王林祥在旁边偶尔也说两句。“他可能跟谁也没写过(信)吧。”王臻说。她小时候很惧怕父亲,这种情况在渐渐改变。

如愿以偿,王臻考上了剑桥。她选择了工程学专业,因为“特别想知道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电视机是怎么工作的”。她忘了是不是曾经打过一个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

在剑桥,王臻有了很多中国同学。王臻说,他们的家庭背景大多很好,尽管相互很少就此谈论,但“感觉得出来,大家都是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见很多东西”。王臻从中认识了自己后来的丈夫,其家族在广东从事服装生意。

“我父亲只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对我好。对财产他没有要求,他不是那样的人。”

2005年,王臻从日本回到中国。她从未想过留居国外,尽管她非常喜欢英国。她的同学大都进入了管理咨询、会计师、保险、投资银行等“薪水高又难以进入”的行业。她选择了到罗兰贝格(中国)做一名咨询顾问。

王臻与父亲的交流开始多起来。王林祥觉得女儿变得不太听话了。王臻喜欢摇滚乐,喜欢把音量开得很大。“别搞洋人的那套玩意儿。”王林祥对女儿说。他对王臻的着装提出批评,甚至建议王臻剪掉长发。“他就觉得我妈的发型好看。”王臻耐心地陈述自己的理由。“他接受新东西很快,”王臻说,“即使他做了决定,你只要说服他,他也可以推翻自己。”

顾问工作很辛苦,经常写报告到夜里十一二点。两年后,王臻打算结婚。她希望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婚礼,但她的工作不允许。她不想让婚礼留下遗憾,于是离开了罗兰贝格。这时候,她想到应该尽早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个羊绒衫和服装的顶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