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川芝加哥大学 【“大学堂”讲学计划】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访问北大
【“大学堂”讲学计划】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访问北大
“大学堂”讲学计划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于2016年9月11日至23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阿伯特教授共进行了6场学术演讲,并与北大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社会学系和人文社科研究院共同承办了这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安德鲁•阿伯特教授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行业和职业研究到方法论,从历史学到知识社会学均卓有建树,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曾任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院社会科学部部长(1993-1996)、社会学系主任(1999-2002),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
2011年,阿伯特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9月14日下午,阿伯特教授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主持,社会学系教师渠敬东、刘能、佟新、田耕、张春泥等参加活动。演讲前,副校长李岩松会见了阿伯特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
李岩松向安德鲁·阿伯特颁发“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
阿伯特教授本场讲座题为“理论在通识教育和社会研究中的角色”,主要论述了理论与实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理论包含了抽象性与实际性、理论性和经验性以及一般性和特定性的对立。理论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可以理解为收纳各种特定情况,可以理解为将各种特定情况联系起来的典范,可以理解为对于现代性的描述,可以理解为与实践相对立的自主性,也可以理解为始终自我重构的一种过程。
他将理论与实质的关系联系到高等教育的体系中,指出在教育当中必须先传授可以互相联系的实质,才能让学生以理论将这些实质联系起来。
他还指出了一系列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面临的认识(epistemological)和本体(ontological)的问题,即在进行研究当中的“前提假设”和“价值”的影响。他在演讲当中多次引用《三国演义》和《劝学篇》中的内容,展现了他对于中国经典的熟悉程度。
9月16日上午,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邀请,阿伯特教授做客“北大教育论坛”,作题为“美国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挑战”的报告。他以极富洞察力的方式勾勒了当下高等教育在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阿伯特回顾了美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的历史:以1970年为分水岭,此前的大学体系处于一种迅速扩张的状态,而此后则进入停滞阶段,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他随即从5个方面概括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基本趋势:不充分就业、工具主义、政治化、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模式,以及20世纪以来形成的知识体系走向终结。
上述趋势使得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学历的贬值导致学生更多地在大学参与课外活动,而对课程本身失去了兴趣。
大学教育变得更像职业学校。而为了经济考虑,大学不得不将自身按照一个企业的方式去经营,以吸引更加优秀而家境宽裕的学生。大学内部也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政治话语干扰了学术工作。计算机科学的兴盛也将对大学学术产生巨大的影响。阿伯特教授指出,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如果希望继续引领人类智性的发展,应当致力于重新让学生对大学教育本身产生兴趣,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进入职场的预备学校。
当天下午,阿伯特教授发表其北大系列演讲的第三场,题为“职业、专业与知识社会学的内容”,系统讲述了他在这些实质社会学当中的研究经历。在他开始从事职业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所面对的四大问题是:职业的概念到底是认知的还是建构(construct)的?职业应当以怎样的方法去研究?职业是怎样在社会变化的同时发生改变的?在不同的社会、不同文化中,职业有何不同?带着这样的问题,阿伯特教授在一家精神病医院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指出职业并不是简单地朝着专业化发展,职业的定义也必须要考虑与别的职业之间的竞争。
在知识社会学方面,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能不能以一种经验的方式去研究?阿伯特本人采取了民族志的方法去考察其中的知识。
知识在基本事实层面,是积累的;在中间层,则是呈现出代际范式的区别;而在最高层,则有一系列宏大的结构。另外,在不同文化之间又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些问题,都是至今社会学的知识还没有达成结论的。
安德鲁·阿伯特进行演讲
9月18日下午,阿伯特教授作系列演讲第四讲“方法的哲学与实践”。阿伯特将自己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批判、创造与辩护。在早期,他首先运用了历史的分析方法,批判了定量的方法。他认为,社会中的那些变量,比如性别、年龄等,并不是固定的事物,而宏大的社会结构也并非单向地影响更细小的社会结构。
由于定量方法当时是主流,他激怒了相当多的人。为此,他将生物学中DNA中的序列分析方法引进到了社会学当中来,并为此研究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他将这一系统称为“最佳配对”(optimalmatching)。到了2000年,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对他产生了干扰:随着技术的进步,芝加哥大学倾向于减小物理上的图书馆的规模,用搜索引擎取代图书浏览。
阿伯特教授为此开始研究人们对图书馆的使用情况,以期为传统的图书馆使用进行辩护。这就进入了他方法论研究的第三阶段。在极其缺乏前人的材料的情况下,阿伯特教授通过长期的经验研究,查找了许多档案,最终形成了《虚实文章》(Digital Paper),一本从图书馆使用的经验材料开始,直到人文社会科学中知识的发展的书。
9月20日下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的主题演讲之一,阿伯特教授作了题为“作为理念的学术和作为日常工作的学术”,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担任评议。阿伯特详细描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指出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SSRB)的各个楼层上通常都有不同领域的教师,常常互相讨论,而大楼有直接通往芝大图书馆的通道,使得查阅文献、书籍变得十分方便。
同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出版社与教师们都在同一栋楼里,而数个社会科学领域突出的几份期刊,都是由芝大出版社出版的。除此之外,芝加哥大学的本科教育当中有一个“核心课程”(Core)的设计,其中的三门必修课,除了经济学家之外,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教师都会参与进来。
课程的内容也并没有显著的学科标志,一般来说,马克思、弗洛伊德、涂尔干、卢梭、黑格尔、韦伯等人的经典著作都会作为课程内容进行学习。另外,芝加哥大学设有委员会体系,这些委员会都是跨学科的,有些可以颁发博士学位,这也大大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这三个日常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为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他也以此对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寄予厚望。
安德鲁·阿伯特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作主题演讲
9月22日下午,阿伯特教授发表其此次北大之行的最后一场演讲,题为“过程社会学”。本讲内容是基于他今年出版的同名新书。阿伯特教授将社会现实比作瀑布,始终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流动。他认为,并不存在真正地宏观和微观对立,而只是事件、谱系和位置这些更细小的元素所组成的。
任何历史事件的影响,都是在一个“公差”(tolerance)过程当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具有可交换性、对称性,但不具有传递性。这种过程,建立在英国数学家怀特海的基础上,被阿伯特教授认为是一种对于社会学的全新入手方式。
过程社会学的理论是基于两个假设的:首先,社会现实必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次,必须将所有的决定作用看作发生在当下的。在此基础上,过程社会学就是为了解决四大问题:二元性、叠合性、视角的不同和多义性。
阿伯特教授从事件、谱系和位置三个角度,论述了当下社会理论分析的方式如何在过程性视角之下,回避了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归纳。
除上述讲座外,阿伯特教授在北大期间,还与北大师生保持了密切的交流。他先后与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吴云东教授、副教务长李沉简教授就本科教育经验、两校合作前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7日下午,他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学生召开座谈会,回答同学们关于芝加哥大学的课程体系、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等问题。
9月20日上午,作为特邀学者代表,他还参加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并在仪式上发言。他表示,北大文研院的建立,为解决大学面对的两大困境提供了可能性。
大学的困境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细化,而困境之二在于大学作为机构本身也处在发展的选择期之中。大学是涵育文化的机构,北京大学文研院的选择正是对大学发展问题的一个回应,他对此表示期待和祝福。
安德鲁·阿伯特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发言
阿伯特教授此次北大讲学行程,系其首次访问中国。在密集的讲座安排中,他系统性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最初在精神病院中的经验研究开始,到从生物学中引入序列分析,最后在理论方面提出过程社会学,几乎涵盖了社会学经验、方法和理论三大方面。他广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感染了许多听众,为大家打开了认识芝加哥学派的一扇重要窗口。(文/徐亮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