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资料照片简介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熊幼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并能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少年时就初露锋芒。被誉为湖南“神童”。 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
熊希龄 - 人物生涯
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 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
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
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
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
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1925年任长沙6中校董会董事长。
1928年熊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熊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
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7岁。遗著有《香山集》2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熊希龄集》上册。
熊希龄 - 人物轶事
凤凰地处湘西,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之世,当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熊兆祥在这种氛围之中,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便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希望他以后能够读书成材,光耀门庭。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决意要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但当时该书院教育无方,熊希龄虽然刻苦,未能中举。1888年,江苏宝山人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改变了熊希龄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数十年来,“乡会试榜久未中人”,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经堂正式落成开学,该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书院,一反当时盛行的科举教育模式,而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所谓“实学”,即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此外,对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兼而习之。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书院规定,学生必须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课程之外,学生可以“选择一种自己所喜好的学问,然后由先生指定参考书籍阅读,再作笔记,晚上交给先生校改”。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1891年,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发出来,感慨说国家都要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遭遇重挫的熊希龄处境艰难,多数时候只能在妻兄的保护下蛰居老家,低调做人,他在等待新的机会。1901年,遭遇八国联军入侵重辱的清廷不得不重拾维新派余唾,施行新政,于是,对戊戌党人“严加管束”的法令日渐松弛。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办新式学校。1902年,朱其懿署常德府太守,这个向来热心教育的太守决心开办西路师范讲习所,于是他邀请办学经验丰富的妹夫熊希龄董理事务。1903年初,长沙成立省师范馆,不久赵尔巽抚湘,此公锐意改革,和湖南旧派的关系如冰炭不能相容。他决意要在湖南各府、道设立师范学堂,以为各中小学堂解决师资问题,于是,朱其懿趁机改师范讲习所为师范学堂。由于熊希龄视野开阔,办事认真,一时西路教育发展为“全省之冠”,熊希龄出众的才能得到了赵尔巽的赏识。1903年底,赵尔巽斗胆给朝廷上了一折,称湖南改革需要人才,对熊希龄这样的人才弃之可惜,“恳恩免予严加管束,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竟然获准。这样,熊希龄的政治枷锁得以解套。不久赵尔巽他调,熊希龄再次转投实业。在端方的支持下,熊希龄在沅州创办了实业学堂,主攻丝织业;又创办醴陵瓷业学堂,以振兴湖南瓷器制造业。后来湖南的丝绸制造业和瓷器工业一度领先全国,端赖熊希龄的远见。
不过赵尔巽从没忘记过熊希龄。1905年,盛京将军丁忧出缺,清廷令赵尔巽增补,于是他立即上奏请求起用熊希龄,获得批准。但熊希龄说服赵,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实业,得到后者的同意。同年7月,端方入京觐见,领命与载泽等一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邀请熊希龄作为随员前往,并向清廷保荐获准。11月,熊希龄作为端方这一路的随员正式出访,这标志着熊希龄在政治上的重生。然而这趟出洋,熊希龄肩上的任务极重。一方面,他要为赵尔巽完成考察任务;另一方面,他要负责考察东西洋政治的所有书面报告、条陈和奏折。从1905年12月到次年7月,端方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国,但熊希龄只游到了德国便不得不先期回国,以完成他的书面任务。所幸,熊希龄找到了杨度,特别是梁启超帮忙,五大臣出游东、西洋的报告实际上主要出自梁启超一人之手。这样,熊希龄实际上又重新勾连起了立宪派和满清贵胄之间的关系,并使他本人进退裕如。
由于出洋,熊希龄增长了在立宪和外交方面的才干,结合他的边疆地理知识和办实业才华,他已经成长为晚清罕见的通才。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征调熊希龄去奉天,任命他担任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这一要职,负责东三省振兴实业的重任。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面临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两大侵略者对东北虎视眈眈的局面。他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书提醒要注重外交,并建议移民垦殖,撰写了洋洋两万余言的《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要求破除清政府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严禁入关的历史积习。这是极具远见的东北长远开发与规划的蓝图,可惜的是,清廷还来不及实施就灭亡了。
1907年9月,赵尔巽转任四川总督,出洋之后把家安顿在上海的熊希龄决定不再跟随。次年8月,他接受了江苏巡抚、湖南同乡陈启泰的征召,担任幕僚。而此时端方任两江总督,也极力征用熊希龄。这时的熊希龄,一身兼任六职,在晚清官场可谓红极一时。而任职度支部尚书的出洋大臣载泽也赏识熊希龄的才干,保荐他担任了四品衔的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随后,由于见解超迈、业绩出众,熊希龄在晚清官场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清朝的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要职,到清朝灭亡的时候,他已经是二品重臣。在时人看来,他是一位精明强干、能任大事的人物,称誉他是实业家、盐政专家、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深为痛心的熊希龄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立宪主张而投入到革命党阵营。1912年1月,他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的名义领衔致电袁世凯促请清帝退位,公开襄赞共和。不久,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此时,民国财政百孔千疮,谁也不愿接手。由于熊希龄在财政方面的专长,最终国会同意任命他担任财政总长。然而在这个任上,熊希龄要处理的是对外借款问题,而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矛盾重重,因此熊希龄成为各种矛盾的众矢之的。7月,熊希龄随总理辞职,但袁世凯不肯放弃这种人才,随着熊最终办成《五厘金镑借款》,袁世凯转头就任命他为热河都统。就在此任上,熊希龄随陋习接受了几件他并不懂行的古玩器皿,被袁世凯的特务一一记录在案,从而成为袁世凯拿捏他的把柄,并最终使他决心退出肮脏的官场。
1913年7月,袁世凯强征熊希龄组阁。尽管熊百般推辞,但袁世凯以侵盗宝物的嫌疑要挟他,百口莫辩的熊希龄除了提出梁启超、张謇、汪大燮三人入阁的要求获准之外,只能就范。熊希龄就职以后,准备着手组建“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要为建设一个讲求法制、致力于现代化的宪政共和国而努力。但袁世凯故伎重施,所有重要职位均按袁的意志布排,这样熊希龄提名的三人拒绝入阁。因此,可以说熊希龄内阁自组建之日起,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在袁世凯彻底篡权成功以后,他感觉到熊已经不具备利用的价值,乃故伎再施,把所谓盗宝案捅上报纸,熊希龄被迫在1914年2月6日提出辞职。此时,熊希龄内阁上台才五个多月。担任民国总理,是熊希龄在政治舞台上的最高成就,但这也是他在正式的政治舞台上的休止符。尽管此后他还和进步党人对民国政局流连观望了一阵,但最后,他毅然转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事业:慈善。
熊希龄辞职以后,袁世凯对这样一个拥有崇高社会声望的人决不放心,以要熊希龄经办实业为借口把他羁留在北京。但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熊希龄不愿意搅这趟浑水,乃决意与袁决裂,最终于1916年6月退出政治舞台。尽管他雄心未了,又为现实事务所羁绊,试图调停南北战事,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但时局总不让他遂意,这让他苦闷不堪。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获得了生命的新生。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顿成泽国。据记载,“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广大区域,“盖无有不被灾之事”。灾民超过六百万人。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惨剧,良心不忍,当即奔赴北京,一边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一方面向政府求救。结果政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持赈灾,才可定议。在这种国运艰难的时刻,尽管一度自忖不能胜任,但最终熊希龄只能当仁不让。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巨大号召力,熊希龄结合政府、地方士绅和中外慈善团体的力量,成立“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担任会长。这次赈灾取得空前的成功,共计募集到棉衣裤148601件;被单、夹衣裤82400件(折合约20余万元);现款929900余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此外还有开滦与井陉煤矿的赈煤3400吨。配合官款散放的各种赈灾项目,竟然使灾区全体灾民“不致有冻饿毙命”。除此以外,熊希龄还积极展开对泛滥河渠的河工治理,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大批灾民,还为受灾地方办了不少永久建设。
这次领导赈灾的巨大成功把熊希龄引向了开办慈善事业的光辉道路。1920年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爆发大规模旱灾,饥民达3500万人。灾情之严重,预计需要2亿元款项方可完成赈灾任务,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承受的。熊希龄再次出面,牵头组织了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后又和外国慈善团体组织的“万国救灾会”一起联合成立“中国北方救灾总会”,熊希龄提出了急赈和工赈等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救灾活动,使得多数饥民得以渡过厄运,免于死亡。此后,熊希龄又多次领衔各地的慈善救济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就在这些救灾过程中,熊希龄对中国底层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从1917年那次赈灾开始,灾荒之时流离失所的儿童那无助的悲惨命运,就让他特别痛心,他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状呢?”于是,他决心把他的余生献给救助和培育这些流落儿童的事业。
1922年10月,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创办香山慈幼院。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同年,他还写下一段文字,来表白他余生的选择,“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熊希龄救助难童的工作其实在1917年就开始了,那年11月以赈灾督办的名义在北京成立了两所慈幼局,作为供人领养的过渡机构。但很快收养的难童就超过1000人,有许多孩子无人收养。这刺激了熊希龄,他意识到必须有一些永久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落难的孩子,否则,任其流落各地,会造成很大的社会负担和社会问题,而这最终不利于国家的健全发展。就这样,他想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那里空地很多,很适合建立慈幼院。在民国时期,名震中外的香山慈幼院就这样成立了,该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培养的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捭可谋生于社会”。从慈幼院成立伊始,熊希龄利用他多年以来锻炼出的出色的组织才华,依照培养宗旨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并得到了落实。学校的经费完全依靠熊希龄的声望,通过中外慈善捐款维持。我们不必详细描述香山慈幼院的运作过程,仅从它和世界其它慈善机构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熊希龄为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多高的丰碑。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熊希龄创建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15年!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称颂之声,遍于环宇,它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1929年7月,美国记者团边参观该院蒙养园边忍不住称赞该园“较之美国所办之幼稚学校有过无不及”,“足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晚年的心血。1931年,熊希龄原配夫人朱其慧,这个伴随并无私襄助熊希龄一生的中国杰出女性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熊希龄顿失臂膀,悲痛之余,他“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所谓”。为纪念亡妻,1932年,他慨然捐出全部家产举办儿童幸福公益事业。据统计,这笔巨款折合大洋27万5千多元,另有白银6万2千余两。这一举世难觅的壮举成就了熊希龄作为慈善大亨最华彩的乐章。 [1]
熊希龄 - 人物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对他辉煌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