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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宜华空军胡萍]华侨大学文学院胡萍

2017-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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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法律新闻主页 >> 图片大全 >> 正文图片大全382人浏览 0人评论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15-12-16 15:21:07有约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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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树下:儿童教育专家胡萍的20年养育心得

精彩内容:

林彪仓皇出逃 9月12日下午4时30分,林彪死党、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布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调六架飞机,准备飞广州。此前他还布置胡萍为林彪准备三叉戟和伊尔—18两架飞机,准备于13日7时30分和周一起乘伊尔—18飞机先去山海关,而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

12日晚7时40分,林立果等乘三叉戟256号去北戴河。8时15分到达山海关机场。当晚,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党办秘书科副科长)等在北京策划次日南逃广州的起飞时间、降落地点、随行人员名单和分工,并准备了枪支弹药。9时左右,林立果、刘沛丰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96号楼。当时大厅正为林立衡订婚放电影。

晚10时多,林立衡在保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陪同下离开96号楼到58号楼,向8341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他们还要谋害毛主席,警卫部队要注意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张宏当即电话向张耀祠汇报。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东兴立即报告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讨论准备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恩来。周恩来一开始有点怀疑,以为是林立衡和林立果他们兄妹两个人闹矛盾,但林立衡一再要求张宏向周恩来汇报她的意见:派人阻止林彪等上飞机。这引起了周的注意。

周恩来命令北戴河8341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同时打电话找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确实不知情,便问胡萍。胡谎称是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试飞山海关。吴按胡萍的说法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

吴又电话告知胡萍。胡口头答应,而又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拿主意,同时又同山海关机场的驾驶员合谋,谎称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周恩来要求在飞机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来京。11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问她是否知道在北戴河有专机。

叶群一开始说不知道,略想一会儿,又说有,说是她的儿子坐着来的,他的父亲说,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表示准备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叶群很害怕,劝阻他不要来,说你从北京来,林彪就紧张,就会更加不安。周恩来与叶群的对话加重了各自对对方的猜忌。叶在飞机问题上闪烁其词,前后矛盾,使周认定其中有鬼,而周在深夜提出到北戴河看望林彪,使叶怀疑中央已经对林彪要采取行动了,于是决定提前实行逃跑计划。

11时40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急忙到林彪那里。林对李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叶群说: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

叶群出来催李快点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李打电话通知部队,林立果将电话按住说: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

晚11时50分左右,林彪对公务员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司机杨振刚随即将车开来。刘沛丰先上车,林立果随后坐在第二排。叶群上车后,林彪连帽子、大衣都没带,最后上车,他俩坐在第三排。李文普上车后坐在第一排司机旁。将近午夜12时,汽车离开96号楼。据李文普在后来审查中的交代,他在车上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了。李意识到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去苏联,于是决定离开他们。

汽车下山经过58号楼时,路边有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司机就按喇叭加速冲过58号楼。过了挡车线约100米,李文普突然喊停车,随即跳下车。车里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其左臂。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挡车的警卫部队战士见车停了便追了过去,也对汽车打了两枪,只见车门未关好就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林彪的汽车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部队按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领追林的车。

13日零时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身穿衬衣的叶群,一下车就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

最后一个下车的是林立果,他手里端着枪。飞机舱门处没有大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登上飞机。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等人,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命令停在右机翼前面的油车马上离开。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右机冀的端部刮在了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被刮坏,部分灯罩碎片洒落在停机坪上。林彪专机机组人员一共是九人,但只有四人上机,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等都没有上去。在机组人员还没上齐,舱门未关好的情况下,飞机就急促启动、滑行,于零时32分起飞。

11时45分,早林彪五分钟就离开驻地的8341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七个人乘吉普车先一点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高速轿车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办法阻止起飞,而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张宏等人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们将未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和程洪珍等人交机场看管,将林彪、叶群未带上飞机的东西带回北戴河。

中央的紧急处置

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竟然在自己的警卫部队的极力反对下,强行登机上天飞行,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林彪到底要到哪里去?林彪的这个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当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紧急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1 下令关闭全国机场,实行全国净空。在刚刚获悉256号飞机到达山海关后,周恩来为防止发生意外,就下达命令: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起来。

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命令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镇指挥,随时报告情况,24小时都不要离开;随后,又派纪登奎(副总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又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找来,让他以中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同时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指示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

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256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

开始时航向290°,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时46分改航向为311°,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1时12分,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是否对飞机进行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给吴回电话说:不要派飞机阻拦。1时5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逐步在我方雷达屏幕上消失。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了禁航令。空军司令部从1时52分到2时20分将禁航令下达完毕。

2 对沙河机场起飞的飞机实行坚决的武力控制措施。3时15分,周宇驰、于新野等拿着林彪的手令调动了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升空。有关方面迅速将消息告诉了李德生。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同时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找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谈准备打直升机的事。

这时,总空情图板上已清晰地显示出直升机正朝张家口方向飞行的动态。曹、梁等报告李德生,拟组织张家口机场某部夜航大队的截击机来拦截直升机,内蒙古和杨村机场的部队也要做好准备。李德生把指挥所研究的方案报告了周恩来。

3时45分,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后,命令一定要把直升机迫降下来,不听就打它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梁璞打电话给李际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张家口机场立即起飞拦截。因为直升机飞得低、速度慢,可以主要用歼—5甲,开着航行灯,示意直升机迫降,若不肯迫降就坚决开炮把它打下来。接着便连续起飞了六架截击机,开着航行灯,在地面的指挥引导下,在直升机的前后左右穿梭般地反复拦截。

拂晓4时许,雷达发现直升机从张家口以北转弯折返,有逐渐向着德胜门方向飞行的趋势时,指挥所便投入了组织北京城防高射炮和探照灯进入战斗的准备,目的是不让它飞入北京城区。

6时30分左右,由于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得悉真相后拒绝叛逃,遂设计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于新野等将陈修文杀害后自杀。

3 周恩来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清楚又含蓄地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使他们有思想准备,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9月13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电话,说在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希望大家加紧备战。

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先后向中央作了保证,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办。通过对高层事先打招呼,使得党内在认识上尽快统一起来,防止高层由于事先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准备而陷入混乱的局面。

4 审慎地处理好林彪座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引起的外事纠纷。林彪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召见中国驻蒙大使,他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同时,他也告诉我方,机组上的九名乘客全部遇难。12时20分,驻蒙使馆将这个消息通过热线电话告诉外交部。

下午2时,外交部将此消息告诉周恩来,并迅速报告毛泽东。林彪机毁人亡,这是非常意外的喜讯,但由于坠毁他国,涉及国际纠纷,所以必须要处理好这个纠纷。我外交部命令驻蒙大使许文益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

同时还要求许文益亲自到飞机失事现场察看。在清理了失事现场、埋葬好九具尸体后,双方就失事飞机调查纪要展开了谈判。在谈判中我们始终强调这是民用航空飞机,拒绝对方的军事性质的论断。

5 及时而又有步骤地做好处理林彪死党的工作。林彪主管军委和国防部的工作有12年的时间,在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领导军事工作,具有很高的威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势如日中天,形成了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干将的军队小圈圈。

军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对这些人不处理不行,但处理的过急、过重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是这些陷入林彪帮派体系里面的人能自动承认错误,然后再从轻处理。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同时,中央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的人,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但是,中共中央仍然希望挽救一切犯错误的人。

9月14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对黄、吴、李、邱,“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9月18日,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在强调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上面来的”,“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

但是,黄永胜等人没有悔过,而是烧材料,毁灭证据,企图顽抗。9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离职反省,随即中共中央军委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的决定,清查工作进一步展开。

在清查工作中,毛泽东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掉就欢迎。

6 逐级有序地传达林彪叛逃消息,扎实有据地开展批林运动,渐渐清除林彪在党内外的影响。林彪叛逃太过突然,如果这个消息迅速大范围传播开来,陡然间在全国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极有可能引起大混乱,因此,在进行“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工作时,中央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按照逐级逐步、慢慢消化理解、层层巩固认识的原则,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9月14日,从下午4时开始至次日下午4时,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分批通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消息。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57号文件),向全国省、部、军级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通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国叛党,自取灭亡”等情况。

另外,周恩来还专门向民主党派负责人作了通报。9月23日,向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传达中央57号文件。

9月28日,通知要求将中央57号文件扩大传达到地、师级以上党委。10月3日,外交部等部门传达中央57号文件。10月6日,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在一定范围通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的阴谋。

10月中旬,中央57号文件及10月6日的通知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地勤人员传达,后来传达至普通党员。

10月24日,发出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11月14日,印发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12月11日,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党内讨论。

1972年1月13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材料之一”的传达,扩大到党外,并下发“材料之二”。同日,中央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编印发给党内高干供批判用。

7月2日,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另发批判陈伯达的材料。而对林彪公开、大规模的批判,是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才开始的。

“九一三”事件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为惊心动魄的高层政治斗争大事件,对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理应对情况能够非常鲜明地反映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艺术和水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个事件上是花了一定的工夫的,所采取的措施很得当,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明显。这个事件的处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内紧外松的处理模式。林彪叛逃后,周恩来连续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亲自布置全国净空,亲自给各地党政军领导打招呼,要他们做好一切不测事件的应对准备工作。对一切与林彪有关的重要人物、部门都加强监控,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一般干部群众、对于国外,我们都严密封锁消息,装作若无其事。

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份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合影,原定10月来华访问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照样来华,首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大街小巷上张贴的林彪的画像和诸如“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标语,也都保留了一段时间。这样做的好处:一可以检验出林彪集团势力在各地真正的代表,二可以不动声色地先清除林彪集团的关键分子,三可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在此关键时刻对我搞突然袭击或其他活动,四可以使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来系统集中地做好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活动的准备工作,五可以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巨大震动而会引发的各种后果的产生,尤其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况来散布谣言,制造是非,搞乱党心、民心,引起社会混乱。

二、逐渐消除林彪等人在党和国家中的影响。中央下达文件,强调为了节约闹革命,取消了每年国庆必有的游行检阅,并且表示此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庆当天的报纸也没有刊载毛泽东和林彪合影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道中均不见其名,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这样的做法,使那些稍微有政治头脑的人士意识到林彪已经出了问题,使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这样就把正式传达时可能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三、在林彪集团成员的处理上采取了抓住骨干、区别对待、审查严格、处理慎重的措施。鉴于林彪事件性质的严重程度,中央在事后对有关人士和单位进行了清查,处理了一批人。林彪集团从形成到覆灭,延续的时间长,涉及的人员多,在军队的影响大,因此,为了挽救犯错误者和教育部队广大指战员,除对那些骨干分子进行坚决揭批和严肃处理外,对牵连到的人和事进行清查,是十分必要的。

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央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妥当的。

比如没有将阴谋发动政变的骨干分子——联合舰队的成员判处死刑,对于为林彪等高级干部服务的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也没有开除,而是集中到一起开办学习班。这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同类性质问题上的处理应当说是比较宽大了。

林彪集团的势力主要在军队,所以清查、处理的重点也在军队。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参与林彪集团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1971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在清查林彪一伙罪行时,要防止扩大化,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其次,要有利于团结。

清查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毒瘤,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1972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各地情况时认为,有些地区将清查的主要矛头指向当地领导干部,偏离了方向,不利于团结,应该纠正。

4月18日,周恩来在阅改《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10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

”那些与林彪事件牵连相对较轻的人和事,在他们承认错误后,中央主张要提供改正的机会。

10月7日,叶剑英在一次军队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批林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清正常的工作关系和非正常的宗派关系。对于正常的工作关系,不应予以追究。对于搞宗派的人,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就要注意清查。

即使是宗派关系,也要进行分析。他强调指出:“打击面不要过大,要少抓人,更要保留活的证据,活的材料。要抓敌我矛盾,不要把斗争的方向搞偏了,否则会犯新的错误。”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对全军清查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军队在清查过程中,就划分了重点清查单位和一般清查单位,从而把握住了打击的主要方向。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对林彪集团问题的处理上也不可能不带有“左”的色彩,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抽象的意义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会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