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之死 鲜为人知的国歌故事——访田汉之子田申
一张聂耳把田申紧紧抱在怀中的剧照,留下了田申对这位国歌曲作者最珍贵的记忆。 田申,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黄埔军校16期毕业生,抗战期间曾参加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后来作为解放军的一员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总参某部干休所里,八十高龄的田申向记者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聂耳创作革命歌曲的才华,是被田汉发现的 田申对比自己仅长11岁的聂耳非常熟悉。在一起排练戏剧的那些日子里,聂耳常常向田申讲起自己家乡云南美丽的洱海苍山,还是个孩子的田申也往往是京剧票友聂耳的惟一观众。
八十高龄的田申白发童颜,记忆过人。他回忆说,1931年,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手。此时的田汉,已是有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
听说聂耳的经历和追求进步的愿望后,田汉找到聂耳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了上海革命音乐发展的情况。聂耳其时正因对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而不满和苦闷,两人由于共同的音乐追求而相识、相惜。
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1933年,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们开始了短暂却精彩的合作。 田汉对聂耳的音乐才华赞赏有加。在田申珍藏的父亲遗物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铅笔字的16开稿纸,这是1949年田汉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向小组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
“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一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
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在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稿纸早已泛黄,一代大师潇洒不羁的字迹依然清晰。
既是师生,也是同志和战友,田汉和聂耳共同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歌曲《毕业歌》《开矿歌》《前进歌》《再会吧!
南洋》《打长江》等。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还出演剧中的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也正是在这部戏中,11岁的田申扮演了老王的孙子、被日本水兵和特务开枪打死的小拴子…… 1935年,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交给夏衍,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即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
电影故事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有来得及写,在2月19日夜当田汉和梅兰芳研究访苏联演出的剧目后回家时即被捕了。
该剧后来由夏衍继续完成。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立刻找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里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他拿去后很快就完成了谱曲。
这是聂耳和田汉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了聂耳的绝唱。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干部派他经日本赴苏联学习,谁知仅在到日本三个月后,聂耳竟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身亡,年仅23岁。
尚关押在南京狱中的田汉听到噩耗后,热泪纵横。他为忘年知己和亲密战友挥毫写下:“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际战歌之一 《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
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东南亚,在支持和参加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战斗的欧洲和北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国际战歌之一。 田申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田汉收到过来自美国的稿费——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用汉语灌之了唱片,取名《起来!
》。寄给田汉的钱,便是这张唱片的稿费。“具体多少钱忘记了,只记得父亲立即把一部分稿费寄给了聂耳的家属。
”田申说。 陶行知先生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在街上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细节,都被田汉写进了为新政协国歌讨论提交的说明中。
田申还介绍说,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一位马来西亚抗日战士在受伤被捕后,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的各国音乐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这首歌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流传,是因为它表达和唤起的抗争不息、独立自强的精神,”田申说,“这种精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 命运如歌,国歌词作者和祖国共命运 田汉后人对于国歌的感情,有着旁人无法想象的深厚和特殊。他们的命运,曾同这支歌一起历经了几番跌宕。 谈到父亲和家人的跌宕人生,田申回忆起自己的几次流泪。
第一次为国歌落泪,是在开国大典上。 开国大典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公开向全国征集国歌,最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有人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而毛泽东、周恩来则赞成不改歌词的意见,强调不改词有“安不忘危”的意义。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全国政协委员田汉,就伫立在观礼台上。而田申作为华北战车团的代团长,正率领受阅部队的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当时的坦克都是从日本人和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田申说,“我们喷上了军徽和编号,焕然一新。” 听到由联合军乐团奏响的国歌时,田申热泪盈眶。为父亲而骄傲,为聂耳而欣慰,也为自己经历过缔造新中国的战斗而自豪。
文革期间,田汉被诬蔑为叛徒,国歌原词禁唱,成了有曲无词的歌曲。被斥为“田汉的孝子贤孙”的田申,自然也背上了“反党”的黑锅。 1968年国庆节,关押在“牛棚”的田申听到外面隐约传来国歌的乐曲。
“我把耳朵紧贴在木板缝上,仔细听着乐曲,激动得不得了。”田申潸然泪下,复杂的感情中有辛酸,有悲愤,有亲切,有对于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的父亲深深的挂念。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个多月后,田汉在狱中含冤而逝,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而直到7年后的1975年,家人才得知他的死讯。 1979年4月25日,田汉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家人为刚刚平反的田汉的骨灰盒放入的,是一纸《义勇军进行曲》和一本《关汉卿》。那一刻,田申泣不成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骨灰已化漫天雪,义军一曲万代传。
” 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得知这个消息后,田申只是平静地说:“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 今天,田申和他的家人继续着田汉的事业,他们参与创建的田汉基金会、中国田汉研究会,正在为推动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尽着一份力量。而有关国歌的一切,早已成为这个家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记者 白瑞雪) 新华网 2004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