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荣德生公益事业初探

荣宗敬、荣德生(宗铨)兄弟两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本文对他们在家乡无锡等地所举办的公益事业作一番梳理而后浅析其特征、成因,这对于建设当今之新公益观不无借鉴意义。现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们所从事的基础上列成下表。

上表梳理了荣氏兄弟公益事业之细项。此等规模的公益事业特征何在呢? 一不再只是个人道德力量之冲动,而是社会责任感之驱使。 梅园念劬塔旁半亭中石壁上嵌着一块写着“以善济世”四个大字的刻石。

这是明代海瑞被罢官后回乡途经无锡祭奠老师顾可久时写的。荣德生搜集后置于此,这足证他也是以善济世来服务社会的。 旧时人认为行善是出于“天性”、“道德教养”。这就是说行善是人的优异的本性,良好的道德所冲动的;是个人的内心信念活动。

综观荣氏兄弟的善举,在实践中逐渐摆脱旧时公益理念。他们的公益事业是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下展开,在群众热烈掌声中进行的。总之,一个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心头激荡着,驱使他们去为善为仁。

他们不是我爱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社会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记载着1904年荣德生30岁时的话:“吾人须对社会、地方,稍尽公益义务之责……”直至1946年他72岁时,对《人报》记者说:“对国家社会公共事业,更有余应负之艰困任务及应尽之巨大义务。

余将以余之余年及一切,继续贡献于社会……”可见他为社会服务的公益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正是这样,他们的公益事业,项目是多样的,范围是广泛的,时间是久远的,效益更是可观的。

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举办公益事业,不避艰险,为求便民利民。在造锡宜公路无锡段时,众议取道山北钱桥一线,因地势平坦,有现成路基可利用。荣氏以为山南更为闭塞,宜助开发,宁可多费钱,终于选定走姚湾、杨湾等“十八湾”的山坡崎岖之路。

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举办公益事业,不张扬自己,不标榜自己。高树铮在《宝界桥落成记》中说到荣氏盛德时写道:“乡人有请改建(桥梁),必资助成之,一诺千金,无吝也。

既成,又不立碑勒石,遗名后世。”为庆寿而造的桥梁,却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做桥名。其他桥名,如:“惠工”、“惠农”、“惠商”、“惠通”,更见嘉惠百姓之意。丹阳两桥,取名“善全”、“善良”,足证其行善为仁之心。

图书馆取名“大公”意义更明确。荣德生在《叙文汇编》中说:“‘大公’云者,示不私天下文化利器,愿以公之于众也。” 二既全方位开展,又以文教为核心。 荣德生在30岁时,经过观察家塾,认识到“设学校、植人才实为地方之基础。

”于是先助办私塾。荣宗敬、荣宗铨兄弟捐助200元。 之后,他们投精力、集资金、请师资办学,由家塾而私塾,而初小、而高小、而初中、而高中、而大学;由收男生到收女生;由普教到职教……几十年如一日。

据统计自1906年到1930年,他们用于办学的投资高达50万元,相当于当时荣氏家族自有资本的3.6%,同期荣氏企业盈利总和的2.1%。(见《荣氏家族与经营文化》) 抓住核心兴办文教事业,兼及绿化休闲的园林事业、修桥铺路的便民事业,实在是个积极的、治本的公益事业,是利人利己的双赢之举。

1948年荣德生在回忆昔日曾在公益工商中学读过书的学生时,说他们在“今日各工厂各企业任技术员、工程师、厂长者不少。

尤为纺织界为最多。”这些事业利在千秋,泽及万民。受惠者受益感激,施惠者自己也得其利,而且其声名事迹也将刻上口碑,载入史册。 三不仅是一人一家助捐或兴建,而且是振臂倡议动员,组成团体共襄义举 1942年荣德生68岁时在上海与族人组织荣氏族益会,有题词曰“合力为之”。

这“合力”是荣氏举办公益事业所凭借的力量。这股合力的核心自然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他们谨遵父命,“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数十年如一日”。

荣宗敬长期驻上海经营企业,他的善行带有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特征,也带有与无锡故土的血肉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荣宗敬主动把从日本纺织厂自动退职的中国工人,全部招收到自己工厂中安排工作;并且把自己厂聘用的日本技师一律辞退。

这一举措的精神价值岂止只在公益事业范围内发生作用?其忧国爱民之道德情操,岂同寻常?1933年,荣宗敬发起开筑锡沪公路,开办锡沪长途汽车公司,以方便故乡群众之往来及自己厂之运输。

他们俩常行使民众代表之职权或动员同志者发出倡议,号召更多人士组成公益社团,共办善举;或联名呈送议案,请执政者采纳执行。 荣宗敬曾联合上海面粉、纺织界同行,在无锡南京一带,购地建设农事试验场,聘请专家教授,研究棉花、麦子等品种之改良和耕作技术之改进。

还出巨资、集人力,购买外国优质种子,免费送给相关地区(无锡、南京一带、河南、陕西等地)的农民种植。金善宝为此付出良多,后来他就成为著名农业科学家。

荣德生任省实业界会员代表时,曾联合其他会员共同提议:禁止生产、销售能致人死命的红头火柴。在蒋介石亲日卖国时,他在无锡动员、集结103人组成困难自救会,援救“因救国而被捕被绑”的国民。

1934年他任溥仁慈善会常务委员时,以慈善会名义号召大家参与慈善事业能办成如许规模的公益事业,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一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以此为立身处世之道。 荣德生随兄进私塾,先读《大学》、《中庸》、《论语》,以后又逐章逐节地学习《孟子》。

儒家的“仁者爱人”以及民本思想,开始印入脑中。“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章节,都使他们逐渐懂得人生在世贵能自立、自达、敬老、爱幼;进而立人、达人,敬人之老、爱人之幼。

因而对他们父亲经常提到的“立身治家,常须推其有余”那番教诲,就能深刻理解。牢记推己及人的“推”字,把走“人必自立而后以一已之利推及于社会,兼及天下”之路的决心落实终生。

二家庭的流风余韵,父母的言传身教 他们的父母是农民,虽家业不丰,但慈善为怀。母亲“每当闾里告贫或戚党称贷之时,靡不尽力以供给之。虽撤环填,无稍吝惜。

”(见唐文治:《荣母石恭人家传》)可见仁心行善、急公好义是他们的家风。 钱穆曾记下一件事:有一年,他们兄弟俩和几位同乡游杭州西湖,晚餐后走出饭店遇一群乞丐乞讨,他俩不胜感慨。荣宗敬回上海后就增办工厂,招收工人,让失业者有工作做。

荣氏兄弟把自己的部分财富物化成各项公益事业,也源于其父荣熙泰的教育。他在农耕之余还研习《易》。《易》对财富聚散的观点是:“聚财为损,散财为益。”财富聚集在手里是坏事,疏散了是好事。

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还要求两个儿子照此观点处理财富。 他俩没有辜负父亲希望,经营企业成为著名富翁后,不作守财奴,而是抽出一定比例的财富,以兴学校文教、以建道路桥梁、以赈灾难疾患、以辟山水园林、以助乡族公益等等。

这样,于人则工农群众、亲友族党、社会各界皆受其益,于己则企业发展、利润增加、德声远播。真是“散财为益”啊! 三在实践中总结出办公益的新理念并找到新措施 传统慈善事业是从怜悯之心出发,凭一人之力用物质或金钱救助处于弱势、劣势的人减少困难,以求脱离困境;传统的经商办厂理念是赚钱利己。

荣氏兄弟从清末的各次变法改革运动中,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乱世中,选定了办面粉厂、纺织厂的实业救国之路,同时又以各种形式兴办公益事业。

他们战胜重重困难,使企业获得发展,终于成功。对于公益事业,在摸索中他们也建立了新的理念,采用了新的措施。 他们认为办工厂本身就是一项积极的善举。荣德生说:“余以为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

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1946年被绑架后,他对匪徒说:“我是一个实业家,不是资本家,我所有的钱都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几十万人……本人是以事业为救济……”匪徒要他通知家属,拿五十万美元来赎身。

他立下遗嘱准备以身殉事业:“这笔钱如果照他所办的事业论,本无所谓。但流动资金额占绝少数,如果拿出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宁可牺牲个人而保全事业。

”(薛明剑语)由此可见其对行善的新理念以及执著追求,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 他们公益事业的新措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企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申新三厂建立劳工自治区,是薛明剑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决定的。

笔者认为它是融合了外国近代管理和我国古代仁政、德治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种创新,也是他们在自己企业内部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的尝试。经过十年辛苦经营,各项措施粗告完成。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劳资纠纷也见减少。

企业发展,利润增加,真是劳资两利。 当时向社会融资办企业颇为流行。融资企业不讲诚信,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悲剧时有发生。荣氏企业资金的筹措,除了众所运用的方式外,还有一项以公益事业形式来筹措的新措施,设立员工内部储蓄部,仅吸收员工余款来储蓄。

严遵诚信,订有各种优惠和方便的具体办法。总部设在上海,各厂设分部,这样,员工得到实惠,企业资金多了一条稳定增长渠道,对企业发展、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列举了荣氏兄弟的公益事业,并浅议其有关方面,只是抛砖引玉。

论述中我们有了些粗浅感受――他们毕生事业中的博大思想、高尚道德、执著信念、奋斗精神和宽广胸怀,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珍爱、研究、吸收、发扬。今天的企业、公益事业及其相关人士,或可从中得到启示。 责编:庞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