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专栏】学者们的“中国问题”── 读何清涟
主要内容：何清涟专栏，今天的中国既是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的中国,又是从毛泽东时代有选择地向蒋介石时代“偷渡”(没有公开宣称)的中国。但是,这样说远未触及到当下中国的复杂性。拿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尽管它的内部已经寄生出来一个“权痞暴富集团”,并且从1989年开始按照巩固、扩张暴富集团利益的原则,努力构建着高度机会主义、实利主义的对内对外“新战略”,但这个集团对“未来”还十分地没有把握。
它留给了人们很多猜想的空间,其中一个巨大的谜团是:它依然标榜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斗争,这些当年由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并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字眼,常常激活着民众的现实体验,而每年数以万计的民众反抗事件更引起暴富集团的恐慌与隐忧。
中共为什么不敢宣布放弃其已经十分忌讳的“指导思想”?原因也很清楚,一旦把它的政治实践实话实说成“新纲领”,共产党已经孕育的分裂(毕竟大多数党员不属于暴富集团)就会立即一一呈现。
所以,它只有依靠熟练的“利益收买 暴力胁迫 谎言糊弄”的政治伎俩,得过且过、侥幸度日。由此,这个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醉醉醺醺、浑浑噩噩的中国,显得愈发扑朔迷离、纷繁驳杂了。若干年来,人们再也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人批判“资本主义”了,何故?这个暴富集团早已拥抱着它曾经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并与它共度“原始积累”的蜜月。
遗憾的是,它批判的“资本主义”今非昔比,早已具备了共产党政权一向自封却始终不见踪影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自由解放”等,于是,面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一方面批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华势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列强”拉扯来与它共趟“中国浑水”。
近20年来这一举措颇有成效:在中国人民的劳动遭到空前剥削,土地、资源被廉价租用,生态环境被掠夺使用而严重恶化的同时,诸如“中国商品进口国失业增加”、“作为自由贸易体系的WTO规则日益受创”、“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日见注水”、“中国商品所到之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不止一起火烧中国商品城的恶性事件等现象,更增添了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中共不计人民甘苦、朝向世界遍撒利益诱饵的情况下,欲望迷眼的商人世界看不清中国了──中国成了浑身上下散发魅力的“一枝独秀”、欧洲商人的“新大陆”、美国牛仔的“新西部”。
好一个雾气弥漫的中国!浓雾中的中国“自我意识”也变得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了。
新儒家、后新儒家有了接续薪火的兴奋;梁启超、胡适的承继者面对“左手劫私、右手盗公”以及“如何分家”的难题,陷入与梁、胡无关的失语境地;所谓“政法系”未老先衰地举起了“秩序至上”、“顺从暴富集团”的白旗;所谓“新左派”每天高喊社会公正、自称代底层人民立言但面对民众维权事件却装聋作哑。
改而竞持“国家主义”、“集权主义”──面对如此烂局,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个词:“中国的陷阱”。“陷阱”中人深感迷茫、困顿,应该走出“陷阱”,站到阳光普照的地面,睁开两只常人的眼睛把黑洞看个究竟。
这当然就是迈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第一步:真正的而不是例如新加坡式的新闻、言论自由(哪怕暴富集团更有操纵传播业的经济能力)──我想,这就是《中国的陷阱》的著者捧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以下简称《雾锁中国》)的初衷吧。
《雾锁中国》一书告诉人们:欧美各界对中国的看法,泰半雾里看花、一头雾水。“雾锁中国”的喻义是:由于共产党不惜成本地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并刻意伪造、宣传、粉饰涂抹,揭示中国真相成为困难甚至充满凶险的事情。这一点,中外学界一直估计不足,对现实的认识往往不如普通民众。估计不足的原因多多,作为学界不妨先看到其自身的“背景知识”拖累。
拿国内学界来说,原先主要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论者的天下,他们认为“公有制”削弱一分,“新上层建筑”就会相应长出来一寸半尺。官方利用这种“决定论”顺势提出“发展(其实应读作增长)是硬道理”,这当然与激烈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明或暗地持有的“效率至上”立场相通──由此。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明确告诉人们,腐败也是“次优选择”。“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失去魅力后,他们又从洋人那里找到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变换,即随着富人的增多并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宪政民主”将自然而然地从其政治诉求中娩出。
如今中国暴富集团的财力已经大得足可以买下整个中国,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老调还在境内外学界唱个没完。例如,对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依然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这恰恰是少数学者如何清涟多年来否定过的谬见。
按照何清涟1990年代就形成的结论,在(新、后、次)极权政治下不可能有具政治能动性的中产阶级(层),而只能有财产多寡意义上相对处于中间状况的群体──该群体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
1989年之后被收买的大学教授应当属于中产阶级了吧,后来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的王振耀先生却认为:农民的“政治素质”比大学教授们还高!仅仅拿当下的事实做比较,王先生的话不无根据,但如果王先生是为了证明中国村民自治搞得很好,那就是虚假的宣传说辞了,因为大学一旦实行自治,教授们的政治素质当然会比农民高。而现在,如同秦晖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统治下的市民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教授不过是有了专业知识的农民。
随着共产党政客抛出“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学界便接踵提出“儒教治国论”、“仁政论”等等。实际上,即便儒家纲伦不完全限于“家国一体观”,对于儒表法里的专制政治,儒家言行的批判作用也基本上都是“不及物”的。
同样不及物或者不能切中肯綮的还有“新左派”,它反对市场经济,但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如何离开自由(当然包括经济自由)而突破现行的国家集权主义,来实行他们尚语焉未详的理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新道统”呢?如前所述。
仅仅一个“如何分家”的问题便是他们不可逾越却无言以对的难题,就算是把“私有化万岁”、“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喊上一万遍,而且就让你获得自由言论的权利,人们还是要问“新道统”:已经被盗走的几十万亿怎么办?
就算是走向私有化(这当然已经不能算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们的“理想”),“如何分家”要不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而如果别出心裁,离开“新道统”,提出顺从当权者、秩序至上、反对革命,那就连清末民初的筹安会、政治系、研究系都不如了。
不管论者把这叫做基督教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宪政,抑或董仲舒宪政、保守主义,无可遮掩的事实是这些“理论”连劝说当政者的一面也丢掉了。既然是学界嘛,至少要抓到现实问题的根本,否则,有没有学界至少于增进民众的利益无关了。
透过学界的种种主张不难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有一个“价值先导机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首先有一个利害关系,当且仅当利害关系“退场”之后,非功利兴趣才开始“出场”,例如对自然现象的审美、把玩、认知,至少要基于人的兴趣,自然科学家至少要受到对于某一(些)自然现象超常认知兴趣的驱动。
学者固然以揭示事物的真相为专业使命。但是,正如自然认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既有存在关系”的影响一样,社会认知则必然要受到学者“已有价值倾向”的制约。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有一些人标举韦伯肯定的“责任伦理”,而否定韦伯贬抑的“意图伦理”;与此相对应,他们抬高“工具理性”而贬低“价值理性”。
实际上,价值理性恰恰是人的“第一理性”,这甚至是人的存在性宿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基于“利害比较”的选择,很难想像他能仅仅基于工具理性而专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个人如果认为“有话好好说”对“有枪就是王”的痞子流氓盗匪来说,没什么劝说力,那他当然会先搁置“程序正义”的努力,而首先要设法通过更有力、更直接的办法,获得实质正义。
《雾锁中国》向人们强调了一个基本问题:一党专政是中国的症结。真正的学者无不从问题出发进入其研究领域。问题由“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发生。问题有小有大、有浅有深、有次有主,甚至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民众对“日常事实”会有朴实的体验与感受,知识者对“基本事实”会有“时而想到”的联系能力,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将基本问题合于逻辑地展开成一个问题集群。
不论他研究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追问、解剖基本问题的力道,看到他的“长时期研究”(不容易作伪)的贯通性、交融性。这不是例如何清涟的故意,而是学者的生命与他关爱的民众有了血肉联结。
又正是由于底层民众的“命运”决定了“良心学者”的“道义学问”,最可能达到佳境(何清涟女士被誉为中国学界的良心──“良心学者”是独特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如秦晖、肖雪慧也是我一直敬爱着的“良心学者”;其他各界又都有很可敬爱的“良心人士”,例如已逝的吴祖光先生是“良心艺术家”,戴煌、卢跃刚是“良心记者”)。
当代如罗尔斯、阿马迪亚·森等大师级“道义学者”都证明:底层民众境遇的任何改善都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实质进步。这可以称作“底层命运与社会进步相关律”。
对中国“基本问题”的强调,使《中国的陷阱》(其国内版名为《现代化的陷阱》)能够成为第一本从经济学视域切入中共伪改革的界碑性论著,又使眼前的《雾锁中国》能够成为“共产党舆情控制史”的第一本系统论著。这一“良心学者的成果逻辑”不是偶然的,同样的例证人们在肖雪慧的伦理学、教育学研究中也已经看到了。只有抓住“基本问题”才能展示富有合理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