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夫人龚夕涛照片 孙立人和龚夕涛的故事
抗日爱国将领孙立人,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这三次婚姻给他带来了欢乐、慰藉,也给他留下了难以偿还的情债。孙立人和元配夫人龚夕涛的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4年,然而,垂暮之年的孙立人却对这次婚姻有着鲜活的记忆。弥留之际,他深感无限愧疚,多次两眼噙着泪水,动情地说:“我一生最对不起她!”
□金其恒
孙立人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山南的小山村。1919年与龚夕涛(龚毓兰)结婚。当时孙立人20岁,还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上学,刚升入高等科。18岁的龚夕涛,出身于合肥名门望族,是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学生。
他俩的婚姻是孙立人的父亲孙熙泽和龚夕涛的异母长兄龚积柄包办的。这段包办婚姻还有个小插曲。原来孙熙泽和龚积柄系光绪同科举人,孙熙泽官至山东登州知府,龚积柄则官至山东省道尹、省长。
这两位远处鲁地的庐州府老乡,曾互换庚帖,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兄弟。孙熙泽恳请龚积柄将妹妹龚夕涛许配其子孙立人。开始龚家不允,主要顾虑两家姻亲辈分不符。孙熙泽再三恳求,并请求互退庚帖,不再以兄弟相称,这才成就了这门亲事。这门亲事虽然是包办的,但婚后这对新人感情甚笃,和谐美满。
1923年,孙立人清华毕业,随即考取官费留美。
孙立人赴美后,龚夕涛即随公婆回到庐江金牛乡下老家。孙家是个大家庭,有良田近千亩。龚夕涛知书达理,温顺贤淑,深得公婆的喜爱和叔伯妯娌上上下下的尊敬。孙立人1928年回国后,回家探望父母,并要接龚夕涛同走,但孙父母舍不得儿媳远离。
这就使得龚夕涛十分为难。尽管她受过教育,但长期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封建大家庭里,公婆未发话,她也只得不情愿地留了下来。孰料这一留,竟留下了终生的情恨!
1930年,孙立人在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宪警教导队上校大队长,风华正茂,春风得意。正当孤身一人寂寞难耐时,在舞场上,18岁的湘妹子张晶英(张清扬)进入了他的眼帘。张晶英是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生,能歌善舞,活泼大方。她父亲生前也是军官,当时在南京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孙立人和张晶英一见倾心,不久即在上海宣布结婚。
孙父闻知孙立人再娶,十分恼怒,不顾年迈,长途奔波,亲赴上海力阻,然而木已成舟,已无回天之术。“鸠占鹊巢”,老人既愤怒又自疚。他对龚夕涛说:“立人对不起你,也是我二老耽误了你。
但是我孙家只有你这个媳妇。”然后就派人送龚夕涛到海州和孙立人团聚。并交代家人,轿子到后,一定要大声告知:“太太到了,快出门迎接!”目的是要堂堂正正地给龚夕涛以应有的名分。在海州,张晶英对龚夕涛十分尊敬,称呼“龚大姐”,相处也算和谐。但因有张晶英母亲同住,龚夕涛总觉别扭,只住了两个多月,又回到金牛老家。
1935年,孙熙泽夫妇仅隔三天相继在金牛老家病逝,均是龚夕涛为之送终。孙立人回家奔丧,对龚夕涛既感激又愧疚。但龚夕涛以宽容待之,没有一句怨言。龚夕涛的宽宏大度,更赢得孙立人的敬佩和尊重。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从印、缅战场载誉回到南京,特意把龚夕涛接到南京,和孙的弟弟孙叔文一家租住在竺桥40号,并不时前去探望。这期间,孙立人送给龚夕涛的一件狐皮大衣、一块金壳坤表、一个精制的装化妆品的灰色女式小手包,龚夕涛一直珍藏在身边。
抗战爆发后,龚夕涛跟随胞兄龚意农逃难到抗日根据地。龚意农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部门的领导,曾任华中银行、安徽省人民银行行长,晚年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龚夕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任合肥东乡青龙厂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妇女做军鞋,缝棉衣,办妇女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在当地有很好的声誉和影响。解放后,龚夕涛回到合肥和母亲、兄嫂生活在一起。1981年12月8日,以八十高龄在合肥病逝。2010年被评为“合肥百年最有影响的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初,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亲自“点将”,要龚意农策反孙立人,并指示对孙立人在大陆的亲属,采取适当方式给以保护。于是,龚夕涛协助龚意农对孙立人在大陆的亲属,特别是孙立人胞弟孙叔文一家,煞费苦心地给予精心的照顾,躲过一个接一个的劫难。
1950年初,土改即将开始,有的地主已遭到批斗。孙叔文自知自己是当家地主,哥哥又是“战犯”,如惊弓之鸟,不敢住在金牛家中。
一天,他慌慌张张从金牛来到合肥找二嫂龚夕涛,言语中流露他在乡下已呆不住了,要去外地躲躲,又不知道到哪里才好。龚意农知道后,当即要时任合肥粮食办事处副主任的儿子龚纬到火车站去把他找回来。
那时合肥火车站十分简陋,只有几间破平房,很容易就把他找到了。然后,把他和他妻子领到当时龚家住的银行宿舍,也就是李鸿章故居,留他们吃过晚饭后,着人安排他们临时住了一晚。第二天,由公家安排他们住在一处民宅,一住就是三个月。
怎样能使孙叔文生活有着落,安心留下来,又能防止“土改”时不被家乡农民批斗,颇费一番周折。恰巧不久龚意农调往驻在蚌埠的治淮委员会任职,随后龚纬也由合肥调往蚌埠任贸易公司经理,就把孙叔文全家安置到远离老家金牛的蚌埠居住。
由公家出资,找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爿小店,为贸易公司代销烟酒,以维持生计。本来这应该是旱涝保收,一家生活不应再成问题,然而由于孙叔文从未经过商,不善经营,不久连本都蚀光了。
后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又安排他代销粮油。此外,还由统战部门每月给予40元补助。1956年孙叔文病故,孤儿寡母,生活无着,孙叔文的妻子只得带着三个年幼的子女回到乡下娘家。
1960年代初大饥荒,两个在蚌埠出生的子女饿死,她带着大儿子孙至大跑到合肥,求助龚夕涛。这时,龚意农已调回省委,他通过有关部门,首先把孙至大母子户口迁入合肥市,买米有粮票了;稍后又设法把母子俩分别安置在长征制鞋厂和洪岗建筑机械厂当工人,买米有钱了。
当时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要压缩20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职工要全部精简回乡,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所谓“农转非”,吃“商品粮”,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孙至大现已退休,谈起这段往事,他无限感慨地说:“要不是四舅,我一家哪有今天!”
孙立人胞兄孙伯亨的女儿孙至都因临产留在大陆,她父母临去台湾时,把她托付给二妈龚夕涛。后由龚意农把她安置在人民银行当职员。所生之子也一直由龚家抚养并供给上学,直到1968年19岁知青下放才离开龚家。
龚夕涛以德报怨,对孙立人留在家乡的亲人,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这也是孙立人晚年深感愧疚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立人和张晶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完全称得上是一对郎才女貌,幸福美满的恩爱夫妻。然而,吊诡的是,就在孙立人第一次包办婚姻31年后的1950年,已经年过五旬的孙立人,无奈而心甘情愿地又接受一次包办婚姻。而更吊诡的是,这次包办婚姻的操手,竟是自己妻子张晶英!
孙立人和龚夕涛婚后没有留下子女,这可能因为孙立人婚后不久即回清华读书,离多聚少,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有关。但和张晶英二十多年的夫妻生活,也没有留下子女,这就有些反常了。
这个谜底,直到孙立人来到台湾后,美国一位名医才把它解开。原来,孙立人在清华求学期间,喜爱体育运动,1915年16岁时,曾因玩跷跷板,不慎跌伤,导致尿道破裂,感染发炎,不得不休学一年治疗。正是这一意外,留下了后遗症,导致生育功能障碍。
美国医生虽然把孙立人的宿疾根除了,可惜这时张晶英已过不惑之年。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人最忌讳被人骂“无后”。张晶英为了孙立人能延续香火,竟大方地亲自撮合孙立人再娶台湾高雄姑娘为妻。
张晶英特意为这位台湾农村姑娘取名张美英,意在以姊妹相处。张美英育有两男两女,孙立人老年得子,甚感欣慰。张晶英笃信佛教,是位虔诚的居士,不久,即远居台北,潜心念佛,精进修行,她说:“过去和孙立人恩恩爱爱,如今各做各的也相安无事,他有他的自由,我拜我的佛。”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台中看一下。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孙立人沉浸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中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55年,孙立人被蒋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幽禁,直到1988年才恢复自由。软禁期间,孙立人不仅身心痛苦,而且生活艰困,以至要靠出售自种的玫瑰和蔬菜来贴补家用。
张美英出身底层,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在那长达33年难熬的艰苦岁月里,是她支撑着这个家庭,养儿育女,相濡以沫,陪伴孙立人度完了后半生,可谓是患难夫妻。
晚年的孙立人思乡心切,总以未能亲自返乡祭祖探亲而感慨万千。1989年4月孙立人嘱托旧部“陆总”作战署长潘德辉先生到家乡探寻祖墓,代为祭祖。次年,又命长子孙安平回乡祭扫祖墓。
潘德辉和安平回乡,笔者以省政协负责工作人员和亲戚的双重身份,一直陪同。安平是首次回乡,也就是这次回乡,其父才告诉他大陆还有位大妈,要他一定到坟前跪拜。他专程驱车到百里外的合肥小蜀山龚夕涛墓前祭拜,亲切地呼喊:“大妈,大妈!
”潘先生回台后,给笔者来信说:“我回台后,迅即向孙立人面报回乡的所见所闻。我特别提到龚夕涛大娘,并出示大娘遗体告别和我拜祭大娘墓之照片。他边看照片边听我说,含着老泪低着头,一言不发,沉默了很久,才呜咽地说:‘德辉,你做得很周到,真非常感谢你!
’我还说了大娘的弟弟(应是哥哥)在生前数十年对孙家在原籍亲人做了很多的照料等,他又低头沉默,然后告诉我,‘一定是龚老四(龚意农行四)!’他还说:‘请将龚夕涛之生死年月日时详写列入家谱立人名下元配栏。’”
此前,孙立人极少向外界道及这段婚姻,两岸三地涉及孙立人家事的书刊,也都误以为张晶英就是孙立人的元配。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后不几天,我又收到潘先生的来信:孙立人“自10月11日住入医院,至11月19日的40天中,大部时间在昏迷状态中,偶而清醒时,也会说些个人一生的感触……对龚夕涛二奶奶,他总觉内心很愧疚,说她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为孙家只是牺牲奉献,说一生最对不起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