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余英时 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

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後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後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麽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後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後,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着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於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後,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

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後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麽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後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於数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紮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

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後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麽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

据说杜营长读後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

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後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

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

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

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

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於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

”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

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後他相信“状子”是出於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後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

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锺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

”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後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着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麽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後,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渖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後到南京转北平,最後定居渖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後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渖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於是余英时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

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麽?〉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

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後,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