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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公演的话剧《柔软》,热播一轮的电视剧《黎明之前》,让廖一梅、黄珂走到了台前。他们都是编剧,但是由于话剧、电视剧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心态、方法、追求也截然不同。
“这就像一次冒险。”编剧廖一梅这句话的含义,大概只有等明天晚上话剧《柔软》在保利剧院公演之后,很多人才能真正明白。
很少能有话剧像《柔软》这样,在公演前对剧本的好评就传开来,王朔、刘索拉等“时代先锋”的力荐,姜文想把剧本拍成电影的说法,不仅令人好奇,也让一向在话剧市场上常胜的导演孟京辉备感压力,怕排不好这个名声在外的剧本,常常陷入苦思,独自长时间发呆。
对于没看过《柔软》的人来说,形容它的好或坏都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之前宣传中所说这是“一个绯闻缠身的女医生和一个性别模糊的年轻人纠结的情感和微妙的两性关系”;一向爱表态的洪晃总结出它“像穿刺一样表现了中产阶级的性生活隐痛”;编剧廖一梅自己说,她就想知道人最本质的是什么、人对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三种表述,指向不同,各开一路。
《柔软》被称为廖一梅的“悲观主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是1999年的《恋爱的犀牛》,第二部是2005年的《琥珀》。三部戏的导演都是她的丈夫孟京辉。作为编剧,她并不多产,她说自己“不到非说不可不写戏,说废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希望大家严肃地看戏,而不是被那些耸人听闻的标签晃花了眼
1999年,《恋爱的犀牛》初次排演的时候,并不像如今在市场上那么风光。当时各种困难都碰上了,但廖一梅和孟京辉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态度,不惜一切力量一定要把这部戏做成。当孟京辉借了钱来救急时,曾经和廖一梅约定,演完后让她去写一年的电视剧来挣钱还债。廖一梅用“生生撞倒一堵墙”来形容当时这部戏的突围。
如今,两人合作《柔软》,廖一梅说,就想回到当初做《恋爱的犀牛》的状态。不为别的,就因为一向大胆的孟京辉看了剧本都说:“这是个疯狂的剧本。” 人物的设置、直接的台词、锐利的观念,《柔软》其实一点不柔软,它的大胆,甚至是挑战传统界限的。然而他却有强烈的把剧本搬上舞台的冲动,并且坚持在大剧场演。
在《柔软》上演的同时,孟京辉还有三部戏也在上演,分别是《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和《空中花园谋杀案》。这不仅说明他的成功,也说明他拥有了很多的资源,有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要延续这样的成功路线,对于孟京辉和廖一梅来说,并非难事。
但廖一梅认为:“虽然我们从未本着商业的初衷做戏,大家都说我们在商业上成功,但如果资源变成了束缚,我们总是去做容易成功被所有人接受的事情,那真成了做生意了。现在是考验,到底我们以什么态度来做戏?以我和孟京辉的个性,不会因为利害关系而不做事,这样就违背了我们当初做戏的初衷。所以,这次《柔软》我们投入的精力比以往的戏都要多。”
夫妇二人都以冒险的心态来做戏,可见《柔软》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所有人接受的戏剧。因此,孟京辉天天给廖一梅打预防针:“别想着能好,不一定跟《恋爱的犀牛》一样被大家接受。”
而廖一梅的期望,是大家能够以严肃的方式来看戏,而不是被那些耸人听闻的变性、易装癖、性关系等标签晃花了眼,她希望观众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切身之痛。她创作的初衷,不过是因为人们太习惯于约定俗成的世界,而这世界变成了生存技巧高于一切。
人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其趋利避害的过程,因此用一层层壳把自己包裹起来,开始了把心装上盔甲、开始生命扮演的过程。她只想剥开这一层层的包裹、去掉种种伪善的扮演,回到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正视人们不愿正视的一些问题。
于是,《柔软》中三个非主流人物搬演的有关性别的故事,就浮现出人如何生而为女人的问题,灵魂和身体的错置问题,打破表层道德规范是否就获得答案的问题,孤独和理解的问题,还有以何种态度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的问题。廖一梅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寓言,不是什么刺激的故事。
■她写戏只考虑自己内心的追问,因为她不用把写作当作谋生的手段
写一出必定会引起争议的戏剧,或许不应该说廖一梅是在冒险。她说自己写作从来不考虑环境或别人喜欢不喜欢,只考虑自己内心的追问,然后直接表达出来。这是因为,她从来不把写作当作谋生的手段。
《恋爱的犀牛》是完全自我的表达,不期然竟然得到了成功,这让她从此摆脱了以写作谋生的命运。“我即使什么都不写,这口饭也是好吃的。所以我真不想贬低自己,用我的脑袋、我的笔去赚钱。”
而她的写作,也从来不受他人的左右,不用投资方邀约,没有制作人的要求,连孟京辉也不会对她的创作产生影响:“我写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排练的时候也很少改动剧本。”
因此,尽管作为编剧的名声不小,但是廖一梅基本上不为别人写作,迄今没有和孟京辉以外的导演合作过舞台剧,影视剧也较少涉足。“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那是一种职业,我被要求被邀请的话,就不能自由地创作。”她说,“现在的影视是一项产业,要求你给予的是一个固定产品,这与投资回报、植入广告都相关。
别说编剧,连导演都是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齿轮,你还要求能够主导产品的格局,这是妄想。既然是产业,多少人得在里面吃饭啊,谈到吃饭那就是另一个标准,你要求贯彻自己的想法不光是妄想,而且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廖一梅并非没有参与过影视剧,她曾经在看完自己编剧的一部电影的首映礼之后,气得在什刹海走了一个小时。而她编剧的电视剧,自己就从来没看过:“那都跟我没关系了。既然是个齿轮,就干一个齿轮该做的事儿。”
■《柔软》是“文艺青年时代的终结”,这个终结不是给她自己的,而是给文艺青年们的
从《恋爱的犀牛》、《琥珀》直至今天的《柔软》,廖一梅对世界的追问似乎都是从两性关系开始的。她说自己并非特别着意于男女的纠葛,只是当有所困惑不得不用写作来表达时,总是选择自己身体上最疼的点下手:“所有两性的困惑都不仅仅是两性的困惑,而是所有人的困惑。”
有评论认为她的剧作多着眼于两性关系,格局不大。她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我有自己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人与宇宙是同构的,你如果发现了一个细胞的秘密,就发现了宇宙的秘密。人类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特定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会有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出现。某一地的制度问题,退休福利等社会问题,我觉得都是可解决的。但是从人类出现,有关于人的基本困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你说这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
廖一梅完全没想到,自己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会获得那么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很多人将《恋爱的犀牛》和《琥珀》当作“爱情宝典”,大段引用里面的台词,追逐这两部戏以获得谈资。她因此被当作了“文艺青年代言人”。但她不喜欢别人给自己贴标签,也提醒观众:“大家不要以看《恋爱的犀牛》的那种期望来看《柔软》。
”她说《柔软》是“文艺青年时代的终结”,这个终结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给文艺青年们的。她说:“做文艺青年是跟世界相互试探的一个过程,从心灵的敏感出发,感受着世界与自己的不协调。但是试探到最后你应该得出态度,总是在试探而没有态度的话,那肯定是个陷阱。”
唯独把她当作先锋戏剧作家的时候,她没有表示拒绝。她觉得,当自己的戏剧在中国没有人能定义的时候,大概“先锋”是一个大众比较好理解的标签:“至少他们知道我的戏和《龙须沟》是不一样的。归类是别人做的事,有了标签更利于传播吧。”
热播谍战剧《黎明之前》有一个很“玄”的结尾:足智多谋的地下党水手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被捕和自杀,以抛出卧底刘新杰为底牌,大施了一招惊险的反间计。这个结局新鲜刺激,也引来观众的质疑:这是不是编得太离奇了?
年轻的编剧黄珂一脸自信:“你看《三国》的时候会怀疑诸葛亮的决胜千里之外吗?这是个赌局,大家看到的结尾,是水手以刘新杰为底牌,赢了满屋子的钱而已。但是这个赌局有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刘新杰的卧底身份被认定。
即便如此,水手的计谋还是赢。因为刘新杰是卧底的话,谭忠恕脱不了干系,齐佩林、孙大浦也会完蛋,第八局照样会被摧毁,木马计划一样泡汤。”他说,每一个情节都是自己精心推算过的,现在这个结局,是大家比较愿意看到的那一个罢了。所谓“拍摄时剧本没完成,结尾是仓促赶出来”的说法,不过是讹传。
无论如何,《黎明之前》因悬念丛生、紧张刺激、富有智商等好口碑而迅速走红,之前名不见经传的黄珂也因此被推至台前。这位笑称自己在诸多电视剧中“打过很多酱油”的编剧,初尝走红的滋味,却说自己写戏的原则“必须是自己有感觉想写的”,丝毫不愿受人牵制,因此面对众多找上门来的邀请都拱手谢绝,得了个外号“逢人推”。
然而,说是不受人牵制,作为影视工业中的一环,电视剧编剧背后“受制于人”的“秘密”,还真是别有意味。
■为了广告投放,他必须把剧本加长,这是圈内的惯例
黄珂最早的剧本设计并不是观众看到的30集,而是24集,他觉得再长就拖沓了。
他的创作虽然得到了投资方的尊重与支持,但首先在剧本的篇幅上便不由自己。按照电视剧每天播放2到3集的速度,放到20集时,正是广告效应最佳的时期。过短的剧集不利于推广宣传和广告投放,因此按市场的要求,电视剧拍30集是必须的。编剧显然要遵循圈内的惯例,于是,黄珂最终设计为26集剧本,拍出了30集。
一个电视剧24集,令人联想起美国电视剧拍一季的长度。黄珂果然对美剧赞赏有加,他说,悬念是电视剧的关键。美剧是一周播一集,那一集要让观众惦记着下一周接着看,那得拍得多精致、悬念得多强烈?而中国的电视剧一天播两三集,萝卜快了不洗泥,难怪这个行业很多剧挺为难观众的。“我也只能说自己在做的时候,尽量做得好点,泥少一点吧。”不经意间,他说出了中国电视剧粗制滥造的一个原因。
黄珂的“萝卜”泥少一点,除了体现在他对情节强度的追求上,还有他对细节的追求。“剧中人必须煞有介事。”他以此来解释自己剧中为什么对武器、追踪、电话交换机、药物等技术细节描述得那么专业:“有了充分的细节,情节、人物就会可信。”
黄珂对侦探类作品痴迷,有不少积累,此外他觉得专业编剧必须写什么得像什么。他说自己正在写一个涉案剧,里面有食物中毒的情节,他特意找了大量资料、咨询专家,问清楚北方地区什么毒蘑菇能够混在日常的食物中,中毒后什么症状,急救时医生会采取什么手段、用什么药物,这些都清清楚楚写在剧本里。扎实的细节构成了扎实的情节,就算最后剧集被拉长,有扎实的剧本基础,加上导演的功力,情节也不会水。
■让导演和演员有二度创作的热情,又能创作得舒服,而剧本的根本却难以动摇
《黎明之前》剧本完成之后,导演刘江给黄珂提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意见。之后,演员进组,刘江把黄珂请去开剧本讨论会。一到现场,黄珂吓了一跳:除了饰演谭忠恕的林永健还没能到组,剧中但凡有名有姓的角色全到了,全都认真地等着开“剧本批判会”呢。黄珂开玩笑说自己登时“如芒刺在背”。
讨论会一开两天,所有演员都提出了对自己角色的质疑,导演刘江“打倒编剧”和“在剧本的尸体上拍摄”的工作作风在此得以体现。黄珂非常自信的是,自己的剧情非常强悍,大家喜欢,也无法从根本上“打倒和推翻”。大家一起沟通得也很好,完善了很多细节上的问题。于是,综合了导演和演员的意见,他把剧本改了一稿。
黄珂澄清了剧本“改了几十遍”的说法。他说,的确拍摄时剧本不断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因为编剧最初并不知道拍摄的状况,也不知道演员是谁,肯定要根据现场的一些状况进行调整。比如饰演谭忠恕的林永健提出,应该给谭忠恕加一个老娘。
起初黄珂并不觉得有加角色的必要,后来慢慢琢磨,觉得这是点睛之笔:一是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娘落实谭忠恕与刘新杰的兄弟情,二是老娘突然被从老家接到上海的情节,既可以表现国民党撤退台湾,又可以表现谭忠恕的不自由,还可展现老人不舍故土的沧桑情怀。
于是,剧本前前后后改了些情节,黄珂认为都在自己可控制的创作范围之内。他说,剧本是要面临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的,要让这种二度创作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首先自己要提供一个好剧本,既让别人有创作的热情,又让人创作得舒服,剧本的根本却难以动摇。
■演员可以把台词当作漱口水,吐出来的时候带着自己的DNA,但是他一定要够强
黄珂原本在电影学院学的是导演,编剧却先当出了名堂。“我有自信,我的剧本是让剧组的人二度创作最轻松的。”他说,“但是电视剧一定是集体创作,一个人的脑子是不够用的。最终一个角色的成功,一定是编剧加导演加演员的创作加在一起的。”
他说,编剧就好像裁缝,做的成衣要让演员穿得合身、协调,必须得让导演演员自己调试,“这我不能干涉。演员不是机器,观众也要感受演员的个人魅力,所以演员可以给角色添加自己的理解和特色。”
在《黎明之前》中,饰演刘新杰的吴秀波就给角色添加了不少细节和台词,比如刘新杰爱说的“撒由那拉”(日语“再见”)。黄珂认为这个设计非常棒,因为谭、刘二人最终的命运是分手,这句台词不仅让人物有色彩,在最终兄弟分手时也成了点睛的话。
“电视剧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是语言的艺术,是编剧心里沉淀了很久才出来的东西,而且场次少,时间短,所以话剧的台词是不容修改的。但是电视剧不一样,我们允许二度创作。”尽管如此,黄珂还是认为:“演员可以把台词当作漱口水,你吐出来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DNA,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够强,否则加得不好,也是丢你自己的人。
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得保证自己写的台词是高汤,保证你愿意一口吞下去,还营养丰富,这是一个合格编剧应该做到的。”
盛传有演员在拍戏的时候曾经改了剧本上的一千多场戏,黄珂说要是谁这么改自己的剧本,自己也不干,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剧本能让演员演得很舒服。
既让人改不动,又不是捆住人的绳索,能让人在里面翻跟斗。这就是黄珂对于最佳电视剧本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