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屹鸥广东话 赵屹鸥今年要过足话剧瘾
赵屹鸥又回来了。这次重新把他“拉”回话剧舞台的,是二十二年前他亲自导演的英国荒诞名剧《情人》。不仅如此,包括《鼠疫》在内,今年开始他还将推出一系列话剧作品,让上海观众看到一个熟悉而全新的赵屹鸥。
猩红的地毯、神秘的浴缸,昨天在上海话剧中心亮相的《情人》风格依然鲜明大胆。只是和20年前的青话小剧场相比,这次D6空间里的舞台“玩”得更加游刃有余:餐桌、床、浴缸被分割成三个空间,演员一会儿在背后的角落表演,一会儿又站到了观众头顶,呈现出十足的新鲜感。
而和前卫的形式相比,赵屹鸥和李晓佳的对手戏则格外成熟冷静。从头至尾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演员:一对看起来十分令人羡慕的幸福夫妻,丈夫每天所谓上班,其实去和一个妓女幽会;而妻子也忙于在家接待她的情夫,如此周尔复始乐此不疲。
在两位演员相互欣赏、珍惜而嘲讽的表演中,丈夫转换成了情人,妻子则变成了妓女,角色的错位、深层的自我、虚伪的面具被一点点剥开,观众感受到的是《情人》重生的经典魅力。
对话赵屹鸥———“演话剧是我的本能”
青年报:听说《情人》90年代上演的时候,曾经在全国刮起一股话剧热?
赵屹鸥:是,当时在全国巡演了300多场,天南海北都去过,很多从来不看话剧的人,冲着名字走进剧场,结果没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但这个戏从此一炮打响了。(笑)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戏,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青年报:那过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会把《情人》重演一遍?
赵屹鸥:两年前《情人》在上海真汉咖啡剧场也演过,这算是第三次上演,主要是应朋友的邀请,对我自己来说,能登上久违的话剧舞台,也算是过了一把瘾。
青年报:和当年演出相比,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想传递给观众?
赵屹鸥:肯定有。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人的道德观、生存状态,和当年完全不同了,戏的表现内容肯定也会变。92年的戏,还是停留在表现家庭、情感危机上,而这次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心变得日益叵测,任何人都不能相信……这是更广义的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些思考。
青年报:在观众印象中,你有好几年没演话剧了,这次重上舞台,还能找回昔日的感觉吗?
赵屹鸥:应该说,只要上了话剧舞台,表演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本能,它不允许你有丝毫分心,必须抛却一切杂念,百分百全情投入。当年我一个人演完《鼠疫》的时候,连领带都能拧出汗来,就是这种极度兴奋、癫狂的状态,才能感染、带动观众入戏。
青年报:从《情人》到萨特的《禁闭》、再到加缪的《鼠疫》,您好象对荒诞派话剧特别情有独钟,有什么特别原因吗?今后是否还会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赵屹鸥: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好什么路子,只是一贯喜欢以习惯的方式去做。关于荒诞派,我没资格向观众灌输什么,它是一种哲学,也是个人的生命感悟。当你感到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感时,便会觉得孤独和困惑。对这种孤独提出疑问,便有了荒诞感。荒诞剧不需要唇枪舌战,形式可以很轻松,但骨子里有脊梁撑着。
青年报:你从上海话剧舞台走出去后,这些年一直在央视做主持人,有没有想过再回到申城话剧舞台?
赵屹鸥: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忘记话剧,不管是做导演还是主持人。但平时电视台的事多了,人特别躁。不过今年我会在话剧上做些事情,《鼠疫》正在酝酿复排,还有几个新剧也在筹备之中,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表演风格。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话剧舞台的,所以最快下半年,上海观众就能在话剧中心看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