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抢救”过作家林青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八岁的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读书。到1967年的夏天,正当全国各地势不两立的两派“造反组织”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老干部被批斗遭到残酷迫害的时候,我曾“策划”了一次“抢救”作家林青的行动。我因何要“抢救”作家林青?是在哪里进行的?最后是否“抢救”成功?这得从我和作家林青的女儿林涓的相识说起。

在我同林涓相识之前,我就知道作家林青的大名,因为1963年3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撰写的表现十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艰苦创业的散文集《冰凌花》,就曾使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乡村中学生读后如醉如痴。同林涓相识后,不但使我知道了林青的经历,而且还有幸得到了林青的当面教诲。

1964年8月,刚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我和刚考入初中一年级的林涓是在校乒乓球代表队相识的。在逐渐熟悉后,我才知道林涓就是《冰凌花》一书的作者、作家林青的女儿,她是去年跟随母亲举家从省城哈尔滨“投奔”早已到兴隆镇深入生活的父亲的,并从她的口中了解到林青的一些情况。

林涓说她的父亲林青1926年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是1948年在吉林省长春市松北联中高中毕业的。长春市刚一解放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文工团当过创作组长,还当过师宣传助理员等。

1958年春天同十万官兵一起转业奔赴北大荒后,曾担任过《北大荒文艺》的编辑,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1962年成为黑龙江省的专业作家后,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就来到兴隆镇挂职当了公社的副社长。在和林涓相识之前,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中学生是根本不知道作家林青已经在兴隆镇了。

我第一次见到作家林青是在我家。我家在离兴隆镇有十里之遥的乡下。1965年腊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在镇里中学读高一的我正在灯下看书,当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王殿义,领着一位穿着农村干部衣着的人走进了家门。

这个人就是林青。因为在生产大队开会错过了吃派饭的饭时,才被我父亲请到家里来的。当林青知道了我是他女儿林涓的同学而且还酷爱文学后,不但在我在1963年《冰凌花》刚一出版发行后不久买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多观察、多看书、多练笔,向文学家的行列前进”的题词,而且还简明扼要地同我谈了些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方法,同时也嘱咐我有空到他家去做客。

在我家吃过饭后,林青就和我的父亲一起带着几个基干民兵顶着风雪到前屯“抓赌”去了。后来,我应林涓之约,和校乒乓球代表队的几个同伴真的去了林家两次,可惜都赶上林青下乡工作不在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虽然林青奉命回哈尔滨的省作协参加运动去了,但家人仍在兴隆镇居住。据我的“串联日记”记载,同年11月6日,当我和林涓等几个校乒乓球队的同学一起去外地“大串联”在哈尔滨换乘火车时,就是林青把我们几个人送上拥挤的火车的。

临别前,林青还把他的一本散文集新作《大豆摇铃的时节》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说书中还有一篇写我父亲王殿义的文章(可惜的是这本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我弟弟拿去看后,他又把书借给同学,结果竟给借丢了)。

11月26日,在北京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几个同学在西郊机场见到毛泽东。12月3日,从北京坐火车北上返乡。回到学校后,因学校的“红卫兵”学生已经分成了“两派”在打“派仗”,即“红色造反纵队”一派是省城哈尔滨“红色造反团”的观点,“五四兵团”一派是“八八团”的观点。

我所在的“高十五班”当然也分为“两派”,但我哪派也没参加,而是与高中其他班级的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即“学习佼佼者”的同是“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十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红四野中南海警卫团”的组织,用“大字报”笔伐“五四兵团”。

因为“修正主义苗子”的文笔都还可以,所以写出的“大字报”总是把对立派驳斥得“瞠目结舌”。

到了1967年的春夏之交,省城哈尔滨分为“捍联总”(即所谓“捍卫新政权”)和“炮轰派”(即所谓“反对革命委员会”)两派后,黑龙江省境内的各市县都陆续分成了“捍联总”和“炮轰派”两个派别。

因我参加的一派被“打成”了“炮轰派”,并因“武斗”的不断升级,“胆小如鼠”的我就不敢到学校“打派仗”,而是回农村老家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偶尔到兴隆镇一趟,也不去学校,而是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谈论一些从哈尔滨传来的“小道消息”,或打一会儿扑克“逍遥逍遥”,然后回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策划”了一次“抢救”作家林青的行动。